“文革”时期周恩来果断采取措施遏制外交系统的混乱【2】

　　“文革”时期：干扰与改进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迎送国宾礼仪，投入了过量时间、精力、人力、物力、财力，这种大操大办的做法，造成了浪费，滋生了形式主义和繁文缛节，因而引起中央注意。遵照毛泽东指示，在周恩来指导下，自“文化大革命”前的1964年起，外交部对迎宾礼仪进行了一些改进，如不再为国宾来访安排群众欢迎大会；群众夹道欢迎规模适当压缩；取消机场讲话，为节约领导人和国宾时间，仪仗队停止进行分列式表演（1983年8月恢复）；外宾参观时不再组织群众迎送等。不过，这种礼宾改进势头，很快被“文化大革命”打乱，一些正常的迎宾规矩，在“破四旧”的口号下，被当成“资产阶级腐朽货色”予以取消，例如国际上普遍接受的鸣放礼炮欢迎礼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初即被迫停止（中国1961年起开始为来访国宾鸣放礼炮，至1966年废除，又于1983年3月恢复）。同时，又号召“立四新”，到处悬挂毛主席像，把毛主席语录作为珍贵礼品送给外宾，要求对外场所都要呈现“文化大革命”新气象和革命风貌。在极左思潮的驱动下，外交部在1966年9月29日规定，参加接待外宾的工作人员：“男同志一律不准穿西服；女同志一律不准穿旗袍，不穿高跟鞋，不抹口红，不戴首饰，不烫发，不拿纯装饰用的手提包等”。

　　1967年，首都青年在天安门前表演非洲舞蹈，欢迎卡翁达总统

　　1967年6月，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及夫人应邀来访。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第一位外国元首来访。接待国宾的礼仪活动，毫无例外地凸显出浓厚的“文化大革命”色彩。应赞方要求，我方派出专机，赴巴基斯坦接送卡翁达总统一行，令客人更想不到的是，机组人员除了做必要服务外，还在专机上为客人表演歌颂毛主席的文艺节目，向赞方客人赠送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语录》。更令客人想不到的是，机场欢迎仪式，安排红卫兵向客人献花，同时也献上《毛主席语录》并当场背诵。军乐队演奏两国国歌，取消了常见的鸣放礼炮礼仪。卡翁达总统检阅的是陆、海、空军以及民兵、红卫兵组成的“五军”仪仗队，与3000名载歌载舞的群众队伍见面，数十万群众从东单到钓鱼台国宾馆街道两旁夹道欢迎。欢迎宴会厅主席台正中悬挂毛主席画像（一向是悬挂两国国旗），而把中赞两国国旗挂到主席台对面。赞比亚贵宾对中国十分友好，未在意中方那些非常规的“礼仪”安排。

　　对“文化大革命”极左做法，多数人在思想上还是有抵触情绪的。1972年12月，外交部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周恩来在极为困难的时期，果断采取措施遏制外交系统的混乱。外事会议检讨了当时礼宾接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如大国沙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弄虚作假以及礼仪繁琐、铺张浪费等现象。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会议就改进礼宾接待工作制定了文件，并于当月经中央批准。文件指出，鉴于接待任务日益繁重，必须进行改革和简化。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冬季来访，减少机场迎宾群众数量至3000名-4000名（原5000名-10000名），在天安门前夹道人数减至4万-5万（原10万）。冬季，除天安门广场外，不再组织夹道欢迎。

　　次年，即1973年中国接待来访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共8起，其中冬季2起，未组织夹道欢迎，而1974年接待外国元首、政府首脑5起，均未组织夹道欢迎。1975年，朝鲜金日成主席来访，组织了群众夹道欢迎。1986年10月，英国女王来访，也曾组织群众夹道欢迎。不过，总体来说，自1979年起，我国已基本停止群众夹道欢迎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