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副主席对我们一家的关爱

　　妈妈和妹妹的救星

　　我妈妈钟可玉是印尼归国华侨，15岁离开父母，千里迢迢回到祖国大陆，求学报国。抗战爆发后，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考入延安鲁艺读大学。由于身患重病，又被延安的苏联医生抽脑脊髓坏了事，在延安无法救治，组织上决定让她返回印尼治病。中央社会部知道了这个消息，派人用担架将她抬到枣园社会部，给她交代到南洋开展秘密工作的联络方式。妈妈和叶剑英参谋长是老乡，叶帅担心这一路沿途军警盘查，多有险恶，就让她以自己侄女的身份上路，名字改称阿叶。没想到在妈妈南下途中，太平洋战争爆发，海上交通中断，南洋去不成了。这时，妈妈的组织关系已经转到南方局，只好到重庆红岩办事处报到。

　　妈妈是1942年到重庆红岩办事处的。由于身患重病，加上旅途劳累，她的身体极度虚弱。周副主席知道后，亲自约她到周公馆谈话，给予安慰和鼓励。那时，夏衍在北碚温泉租了套房子，刚好他不在，周副主席便通知钱之光处长，拨款让妈妈去北碚温泉疗养，住在这套的房子里。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妈妈的身体竟奇迹般地康复了，并很快回到办事处，在顶楼的秘密电台工作。顶楼的工作条件很艰苦，房间像鸽子笼，又低又小，窗户开在房顶上，重庆是有名的大火炉，夏日太阳暴晒，酷热难当；又由于保密的关系，电台的工作人员通常是不下楼露面的。

　　由于口音的关系，好多人把妈妈的名字“阿叶”听成了“阿姨”，所以后来办事处老老小小都不喊妈妈的名字，而喊“阿姨”。

　　在周副主席的关心和呵护下，爸爸和妈妈两人在红岩办事处相遇，相知，相爱了，在延安结了婚。结婚那天，周副主席和邓妈妈前来贺喜，邓妈妈十分高兴地说:“你们两个是办事处年轻人中结婚最晚的，也是最好的一对！”

　　后来，妈妈怀孕了，回到重庆后，周副主席有一瓶朋友送的维生素，自己舍不得吃，派人送给了妈妈。

　　1946年2月，妈妈临产，由于是头胎，没有经验，折腾了半天，才把我生下来，然而胎盘怎么也下不来，肚子仍然是鼓鼓的，只能躺在那里痛苦地哼哼。爸爸忙着照顾我，不知妈妈那里该怎样才好，庆幸的是办事处有卫生所，于是赶忙叫人去把卫生所的毕大夫喊来。

　　毕大夫是荷兰归国华侨，他认真给妈妈做了检查，然后直起身来，用磕磕巴巴的华语说:“产妇肚中还有一个女孩，但她太弱了。”原来妈妈怀的是龙凤胎。

　　办事处卫生所的条件有限，根本没有妇产科方面的药剂和器械，不过毕大夫有自己的高招，他跑回自己的宿舍，拿来先前煮好的咖啡，让妈妈喝。妈妈回国前在印尼也喝咖啡的。40分钟之后，经过毕大夫精心护理，妈妈再次生下一个女娃，就是我妹妹袁青。

　　毕大夫是1945年初从延安来重庆的。他医术高明，办事认真，又平易近人，办事处的同志都很喜欢他。大约是七八月份，日本投降前夕，南方局决定派毕大夫回荷兰，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继续为党工作。毕大夫是个急性人，得到通知后，恨不得马上启程。但是，他的出国护照没有办下来，而且由于战乱，交通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出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十分着急，天天催爸爸给他办手续。爸爸只好一次又一次地请示周副主席。周副主席虽然也希望他早日启程，但是考虑到当时处于战乱时期，没有充分的安排，不宜仓促批准。他反复给爸爸讲:“对这些华侨，我们一定要负责，特别是他们的安全，要慎之又慎，不能出任何差错，找不到可靠的社会关系，决不能让毕大夫走。他心情不好，你多陪陪他，向他多做解释，让他不要急，慢慢等嘛，着急能急坏身子的。”爸爸把周副主席的话转达给毕大夫，毕大夫深受感动。

　　如果没有周副主席对毕大夫细心周到的关照，毕大夫那会儿可能仓促上路，也就没有后来他施展医术，救了妈妈和妹妹了。由此，我们母子三人的安危和周副主席的体贴入微相关甚紧。

　　得知妈妈分娩有惊无险，大家都来看望妈妈和两个孩子，亲切地叫我们“双双”、“对对”。叶参谋长也来看望他的这个“侄女”，幽默地说:“你这个小母鸡下大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