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副主席对我们一家的关爱【3】

　　还有一些琐事让我们不能忘记

　　我家本姓严，爸爸原来的名字叫严金操，为什么会改叫袁超俊了呢？说来也和周副主席的关爱分不开。

　　周副主席1937年刚到武汉时，得知爸爸曾两次被国民党关进监狱，并且眼下还用的是原来用的名字，就严肃地对爸爸说:“不行，你得把名字改一下，不能让他们老来注意你。”

　　爸爸回来认真想了一下，名字好改，把原来的名字颠倒一下，再做个谐音，金操就变成了超俊了。可按中国人的规矩，这姓可就不那么好改了，要改，也得改得有意义。思来想去，爸爸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南京晓庄师范的共产党员袁梓桐，他是爸爸的同乡、同学，又是爸爸的革命启蒙人，被国民党杀害在南京雨花台。好，就跟他的姓，走他走过的路，继承革命遗志，像他那样，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

　　就这样，我们一家都改姓袁，我叔叔袁林一家也跟随爸爸改姓袁。

　　爸爸一直遗憾的是，由于他的工作对安全保密要求极高，所以在周副主席身边的日子里，不得不避免与周副主席合影。所以他没有一张和周副主席的合影。

　　1946年5月，周副主席要带大队人马返回南京，安排爸爸留守善后，看到我们家大小四口，一间房间不够住，就把自己住的套间房安排给我们家住。家具蚊帐等，统统留给我们家用。妈妈看到周副主席用过的纱布蚊帐，上面补满了补丁，不禁埋怨起爸爸，怪他不给周副主席想办法更换新蚊帐。爸爸委屈地说:“不是我们不给他换，是他自己不要换，发给他的新蚊帐，他都托人带到延安去了，我们也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