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亲赴皖南调解项英叶挺矛盾【3】

　　高敬亭事件后，党中央极力挽留已提出辞职的叶挺

　　正当叶、项关系开始缓和时，高敬亭事件发生了。

　　高敬亭是原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军长。红二十五军长征后， 他临危受命，独立领导红军游击队千余人在湖北与河南、安徽边境坚持了极为艰苦的3年游击战争，发展壮大了队伍。新四军组建时，红二十八军改编为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高敬亭对敌斗争坚决，作战指挥上有自己的一套，但在长期的游击战争环境下，养成了谨慎从事和顾虑多疑的性格。新四军实施东进政策之后，高敬亭一直舍不得离开大别山，担心东进后被国民党军队吃掉。

　　叶挺对此很生气：“高敬亭目无中央，蔑视军部，骚扰友军，太不像话了。”叶挺在新四军委员会上提出，自己准备亲往江北解决四支队的问题，如果高敬亭仍然抗命不从，将以军法制裁。项英不同意叶挺的意见，他提醒叶挺说:“高敬亭是位功臣，只是抗日后思想僵化，跟不上形势，执行中央指示不坚决。你要以教育为主，好言相劝，讲清楚去皖东作战的战略意义。如果他万一不听劝，可以给予适当处分。但是，如何处分一定要报请毛泽东批准，不能擅自作主。”

　　叶挺来到庐江县东汤池，主持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限四支队7天之内开赴皖东指定地区。见军长发火了，高敬亭不得不有所行动。翌日，高敬亭带着四支队七团、九团和手枪团开拔。两天后，叶挺接到高敬亭急报，说四支队发生了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富率团投奔桂军李品仙的事变。叶挺立刻飞马赶往出事地点，与邓子恢主持四支队连以上干部大会。高敬亭因病缺席。本来会议的主题是进行反杨、曹斗争，但很快大家就联系到了高敬亭的责任问题。对于高敬亭许多人很有意见，只不过平日不敢说，现在见叶挺军长来了，纷纷揭发他。叶挺疾恶如仇，但做事欠思考，容易为表象所迷惑。他对高敬亭的“罪行”深信不疑，同时致电延安毛泽东和重庆蒋介石，要求严惩高敬亭。蒋介石接到电报后立即批转叶挺：“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极刑照准。”叶挺收到蒋介石的批复后，在没有得到延安毛泽东回电的情况下，仓促地将高敬亭处决。

　　叶挺回到军部，项英责备道：“希夷，你怎么这样不冷静，冤杀高敬亭，上蒋介石的当了。你看，他高兴得要向你发奖章了。”此时，叶挺才得知中共中央有教育挽救高敬亭的指示，感到自己太鲁莽了，但为时已晚。

　　高敬亭事件后，一度趋于好转的叶、项关系又出现阴云。项英认为叶挺太单纯，好冲动，容易上当，新四军的大事还是自己掌舵，于是又大权独揽。叶挺也感到放不开手脚，又生去意。两人的关系再度跌入低谷。

　　针对着日军是一支高度现代化军队的状况，叶挺提倡加强我军的正规化建设，克服游击习气，以提高战斗力。但项英对叶挺这个主张不以为然，担心叶挺反游击习气，会把我军应该永远保持的“优良传统”也一起反掉了。叶挺认为这完全是糊涂观念，因而非常生气。叶挺年初去江北，离开项英，相对独立地执行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干得比较顺心，解决了江北部队的东进问题。但当他回到云岭汇报工作时，项英却表示并不完全满意。

　　1939年8月，叶挺再赴重庆，就全军经费和新四军江北部队扩充后的编制问题向蒋介石进行交涉。叶挺这次出行，内心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再次要求辞职，离开项英。辞职的原因：在外部是由于国民党五中全会以后执行防共、溶共、限共、反共政策，不断地制造进攻、限制新四军的摩擦事件，国共关系愈来愈紧张，他在两党两军间调解的作用愈来愈小；在内部则是他和项英的关系。高敬亭事件后，项英对叶挺的不信任加剧，使他觉得当这个军长，实际上徒有虚名。

　　10月初，叶挺经桂林飞赴重庆。11月，叶挺应召去见蒋介石，提出辞呈。以前叶挺要求辞职，蒋介石都是讳莫如深，但这次却一反常态，爽快地答应了，还假惺惺地向他征询新的军长人选。叶挺说最好是叶剑英。蒋介石很不高兴，但也没说什么。叶挺辞职后，蒋介石借机大作文章。他召见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扬言要另派新人当新四军军长。毛泽东得知叶挺辞职后，当即致电周恩来，指示他立即找叶挺做工作，彻底解决新四军的领导问题，要叶挺主动收回辞呈，打消蒋介石重新委派军长的企图。

　　1940年5月，从苏联疗伤刚刚归来的周恩来和叶剑英一起，找到了已返渝的叶挺。周恩来向叶挺指出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利用叶挺要求离职这个机会，另派一个所谓“能够完成他的希望”的人担任新四军军长，借以达到既可从政治上打击共产党，又可为以后进攻新四军作准备的罪恶目的。他们希望叶挺能从他的去职会给新四军和抗战前途带来什么后果和影响去考虑问题，不计个人处境困难和委屈，与新四军同呼吸共命运，坚持抗战到底。叶挺听后很感动，爽快地答应了。

　　征得中央同意后，周恩来致电项英，要他派一名高级干部来重庆接叶挺，并与南方局讨论彻底解决叶挺在新四军的实际地位和实际职权的问题。对这个电报，项英比较重视，立即指定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执行这个任务，并立即启程赶往重庆。袁国平抵渝后，周恩来对他作了大量的工作，指出：党中央从组建新四军开始，便要求项英处理好与叶挺的工作关系。但项英做得很不好，以致弄得叶挺感到呆不下去了，再三要求辞职。党中央要求项英必须立即改正对待叶挺的错误态度，尊重他的军事首长的地位和职权，避免再发生叶挺出走的事。周恩来还告诉袁国平，如果项英以后继续坚持不改，可以在团级以上干部的范围内，批评他的“左”倾右倾错误。右倾就是害怕国民党，不敢斗争；“左”倾就是排外，关门主义，不团结叶挺。但周恩来这个指示在实际中很难贯彻。项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南局书记，袁国平一个政治部主任怎么能随便批评一个党的高级领导人？

　　7月底，叶挺回到了皖南。这次叶挺回来之后，项英主动向叶挺表示友好，工作上尽量做到多和叶挺商量，生活上也有所关照，隔三差五还到叶挺那里，和他一起吃顿小灶，有时饭后还要下几盘象棋。

　　叶挺为了顾全大局，也做出了友好的姿态。经过一番思考，叶挺给自己定下了行动准则：凡属自己职权范围的事情，应该做而又能够做的，一定要努力做好；凡属叶、项两人职权范围的事情，自己应该做，但项英不采纳他的意见，或不愿让他多参与的，那就满足项英“大主意由我来拿”的欲望，让他去决定。

　　项英为了执行中共中央有关尊重叶挺地位、职权的指示和表示自己的坦诚，所有电文都送叶挺过目，由两人联合签署，并将自己与中共中央的分歧告诉了叶挺。对于中共中央早已确定的新四军向东、向北发展的指导思想，项英一开始并不积极，犹豫不决。出于对军部安全的殷切关怀，中共中央屡次致电项英，提出“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刘少奇、陈毅、粟裕等同志也纷纷给项英发电报、写信，劝他早下决心，争取主动，尽快把军部迁往江北或苏南。但项英由于长期从事游击战争，害怕东进、北上深入敌后无山地依托，难以生存与发展，仍然下不了移动决心。他给中央发了不少很长的电报，还是强调移动有困难，有危险。

　　叶挺认为，中共中央立足全局提出的军部转移的要求，及时而重要，应当坚决执行，不应从中作梗。他向项英明确表示：他理解党中央的意图，拥护党中央的指示。但叶挺也清楚，自己一个党外人士的意见又能算得了什么？他抱定这样的态度：自己有意见要说明白，项英听不听，那是他的事，他有决定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