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亲赴皖南调解项英叶挺矛盾【2】

　　周恩来亲赴皖南调解，项、叶矛盾缓和

　　叶挺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内，职权行使难免受到一些限制。作为党在新四军的最高领导人，项英无视党中央的重托，始终以关门主义的态度对待叶挺，与叶挺的关系搞得非常僵，加之叶挺无法出席某些会议和看不到党中央的指示电报，在工作时心情不愉快，甚至产生了想摆脱项英离开新四军的想法。

　　1938年6月初，叶挺为继续解决新四军的经费问题，来到武汉。他向驻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周恩来、叶剑英等汇报工作，倾诉了自己虽是军长却又有职无权的苦衷，并建议成立一个共同议事的新四军委员会，以解决这一问题。对于叶挺的困难处境，周恩来和叶剑英很同情，也很理解他的心情。他们当天便向延安发了一个电报，请求中央批准叶挺的建议。

　　党中央很重视叶挺的意见，很快作了批复，回电表示“同意组织新四军委员会，项为主任，叶为副”。但由于项英对此抱有抵触情绪，新四军委员会虽然成立了，但实际上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叶挺依然没有发言权。自尊心很强的叶挺感到难于忍受，遂致电长江局，表示准备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8月28日，王明、周恩来、博古复电表示挽留：“项英赴延安开会，新四军工作请你实际负责。待会议结束后，我们拟去一人帮助检查整理新四军工作。”9月，项英去武汉述职，随后又由武汉去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叶挺遂离军出走，回到广东老家。

　　在粤期间，叶挺接受执掌广东大权的余汉谋的邀请，准备出任东江游击司令。但对于这一任命，中央认为不妥。中央认为，华中的战略地位比华南更重要，若叶挺不回新四军，势必引起蒋介石的不满，从而影响国共两党的统战关系。中央通过在粤的廖承志，将这个指示传达给了叶挺。叶挺的出走，在国民党方面也引起很大的反响。12月，在西安开会的蒋介石召见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时说：“是你们共产党排挤、打击叶挺，逼他出走与辞职。这样一位优秀人才都不能与你们合作，将无人能与你们合作。”国民党当局扬言，将对新四军采取两种办法：一是另派更难相处的军长；二是改新四军为游击队，减少军款2万。

　　在这种情况下，刚参加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接替王明出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原长江局撤销）的周恩来一回到重庆，便发电报请叶挺返渝。鉴于此，叶挺只好回到了重庆。周恩来把党中央希望叶挺留在华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意见，再次面告叶挺。叶挺表示，愿意顾全大局，但仍有与项英难以相处的种种顾虑，不愿再回皖南。他问周恩来，可不可以让他到八路军去直接带兵打仗，如可以，不论到哪个师，担任何种职务，他都愿意。

　　周恩来紧握叶挺的手，内疚地说：“我代表毛泽东同志向你赔礼道歉。项英给你的工作带来诸多不便，真对不起你。”针对叶挺想去八路军的想法，周恩来明确指出，华中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而且经两党商定的新四军军长职务，不好随意变动。同时告诉叶挺，经过他的建议，党中央同意新四军委员会改由叶挺任正职，项英为副职。军事工作多交叶挺办理，项英实际为政委。并在全军再次进行教育，确立叶挺的军长权力。对项英在新四军发展方针和内部团结方面所犯错误，党中央很重视，正在设法纠正。鉴于项英在六中全会上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态度暧昧，中央对他在会后能否在新四军中贯彻执行会议精神很是担心，故授权周恩来在适当的时候到皖南去一趟，就新四军贯彻六中全会的决议和解决叶、项矛盾等问题，给予指导和推动。

　　1939年2月，周恩来来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为了保证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战略方针在新四军中真正得到贯彻，他在军部进行了许多重要活动。由于项英对于党中央早在1938年5月便已决定的新四军向东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始终抱着将信将疑、既执行又打折扣的错误态度，而是总想实施他自己的向南发展的想法，因此周恩来此行还负有重申党中央的正确战略方针，纠正项英在这方面错误的重要责任。为调解叶、项关系，周恩来向新四军领导人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叶挺工作安排的重要意义，就由来已久的叶、项关系问题批评了项英。周恩来专门指出:“中央认为叶挺作为党外人士是暂时的，这对国共合作更为有利，如果不是考虑这一点，他的党籍问题很容易解决的。”周恩来要求项英主动地采取团结叶挺的具体行动，并严肃指出：团结叶挺是新四军内部团结的关键所在，这是一件大事，如果处理不好，就要犯错误。

　　对于周恩来这些富于原则性与情感的耐心劝导、批评，项英表示愿意接受。他在周恩来主持的军部领导人会议上，作了洋洋万言的自我批评，主动提出将军事指挥权、军事干部的安排权交给叶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