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实楷模邓颖超：悼念周总理的文章要忠于史实【2】

　　“关于第三篇文章。长征那一段，因我没有和恩来同志在一起，这一段我作不了证。但乍一看就觉得文章里面也有不妥的地方。比如‘周总理和毛主席、朱德同志经常在一起’。‘总理’这个职务不妥嘛！总理是解放后当的，当时是什么职务，就写什么职务。”

　　“新华社也有一个稿子。那个稿子也有出入。比如，在红岩村时，说我和恩来同志经常和战士们浇水、种菜、浇粪，不是事实么！只是偶然一下子，怎么能说是经常做呢？不要渲染，不要吹嘘，不要夸张。还有说恩来在重庆和主席‘寸步不离’，怎么寸步不离呢？当时恩来同志非常关心和保护主席的安全，这是事实。但恩来同志要进城找民主党派谈话，主席也要出去，说‘寸步不离’起码是不科学。”

　　“今年恩来同志去世后，我听说有单位将一些文章朗读录音，放了，其实里面和事实有很多不符，当时也没办法。新华社的稿子你们也看一下，你们提法要一致，不能一个这样说，一个那样说。”

　　还是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刚刚开始编辑《周恩来选集》时，她就对研究人员说，你们选周恩来同志的文稿，“一定要有确实依据证明它是恩来同志的东西时才能用，不要根据分析或猜测。在没有证实之前，宁舍勿选”。她还这样强调地提醒过他们：“希望你们编文集要改变作风，不要搞突击，赶节日”。“出文集什么时候都可以，不要采取突击完成任务的方法”。“要踏实、要精细、要实事求是，要唯物主义”。

　　1982年4月，邓颖超在接见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著作生平研究组的几位同志时说：“你们不仅要研究恩来同志的生平和著作，还要研究中央其他同志的生平和著作，甚至研究党史、中国历史。你们文献研究室要注意恢复历史本来面貌的问题。”她在听读了《周恩来传》的部分章节后，在来信中指出：“你们在写周恩来时，对他既不要颂得过高，也不要贬，应当实事求是。”

　　邓颖超不仅给以如此谆谆指导，而且处处给编撰工作以极大的帮助。十多年来，编辑出版的有关周恩来的书籍，无一不凝聚着邓颖超的大量心血。从她身上，人们无不分明地看到她尊重史实、求真务实的可贵工作作风。

　　当送去周恩来的有关文稿时，邓颖超总是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仔细核阅，反复核实史实，及时退回。读了她退回的文稿，编撰研究人员无不为她那种认真的精神、细致的作风和惊人的记忆力而感动和叹服。譬如，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中的《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的文稿，由于是1943年周恩来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学习会上所做报告的记录稿，原稿的不少地方缺字漏字，特别是一些人名和史实不太清楚，整理时困难不少。是邓颖超帮助核订了不少史实，提出了不少重要的建议。编辑《周恩来书信选集》时，邓颖超不但亲自挑选出周恩来曾经写给她的十多封书信，而且还提供了不少征集书信的重要线索，为编好这本书带来了不少方便。又例如，1979年，邓颖超在核阅周恩来关于大革命时期我党同国民党的关系的文稿时，两次打电话对编撰人员说，文稿中讲当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共产党员，在北方只提于树德不够，建议加上李大钊和李锡九两个人的名字（邓颖超和李锡九在大革命时期都担负着中共天津地委和国民党直隶省党部的领导工作，在推动北方的革命运动中，共同的革命目标使他们经常接触，彼此深为了解）。她说，那时我在北方，对北方党的情况比较熟悉，李永声（即李锡九）的工作很活跃，他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有贡献的历史人物，“希望李琦同志不要因为他是自己的外祖父而回避，应当尊重历史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