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周恩来与曹禺的交往

　　《北京人》是反封建的力作

　　1941年，曹禺的《北京人》问世后，由于剧本描写一个封建大家庭没落、瓦解的故事，于是有人批评曹禺爱恋封建社会的道德与感情，低回婉转地不忍割舍。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这出戏中出现了一个猿人的影子，剧中还有一大段歌颂原始社会生活的话，有人借此指责曹禺不够进步，指导思想模糊。国民党文宣与党务系统的张道藩抓住出现的猿人身影做文章，批评剧本脱离抗战现实。

　　以上这些评论，进步文艺界和国民党方面的都有。但是，大家都赞赏曹禺在《北京人》中表现出来的才华，说剧本中人物性格塑造得好。

　　1941年10月，《北京人》在重庆抗建堂剧场上演。这部曹禺的新作，由青年演员耿震、沈扬、赵韫如等挑大梁任主演，他们也十分卖力。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批评《北京人》剧本之声不断，一方面看《北京人》演出的观众很踊跃。

　　周恩来不惧抗建堂200多级石阶高坡，一遍又一遍地观看《北京人》的演出。他看到了《北京人》具有反对封建主义的深刻内涵和艺术上的巨大成就。周恩来召集南方局文委的同志对该剧进行认真的讨论后，让他们在1942年2月6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北京人〉》一文。文章说:“抗战期间固然应该多写活生生的英勇战绩和抗战人物，但也不妨写些暴露旧社会黑暗面的剧本，去惊醒那些被旧社会束缚得喘不过气来的人物，助之走向太阳，走向光明，走向新生活。”这就回答了对《北京人》与抗战无关的批评。对于这些来自进步阵营或党员的批评家，南方局和周恩来不因为他们是“自己人”而护短，劝告他们“收起他们抗战八股式的批评”。文章就瑞贞和愫芳的出走指出:剧本“虽没有明确地指出消灭旧制度的具体出路，却已暗示了改造旧社会的新生力量的所在”。当时，《新华日报》刊登的文章不仅在进步文化人中，就是广大群众当中也有权威性影响。

　　《关于〈北京人〉》一文在重庆发表后，拂去了罩在《北京人》上面的尘土，看《北京人》的观众越来越多。周恩来对《北京人》的关注，深深打动了编剧曹禺和导演张骏祥。他们两人本有去上海发展小剧场话剧艺术的打算。这个小剧场像莫斯科小剧院那样，剧校学生把名字都替他们取好了，称之为黄（佐临）万（家宝）张（骏祥）小剧院。看到重庆有周恩来这样的领导，他俩改变了主意，坚定地留在重庆抗战剧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