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周恩来与曹禺的交往【2】

　　有争论处是否修改，由作者考虑

　　1942年2月，《北京人》第二轮演出，周恩来又一次去抗建堂观看，并到后台看望了导演张骏祥和演员们。之后，周恩来邀请曹禺到曾家岩50号叙谈。他赞赏曹禺在《北京人》中对封建家庭崩溃的描写，十分真实而深刻；剧中人物栩栩如生，是一部反封建的力作。同时，周恩来对曹禺在《北京人》中发出对于原始人类的憧憬，寄托了对未来的希望，发表了意见。

　　曹禺对剧本中的“北京人”，借人类学者袁任敢之口是这样说的:这是人类的祖先，也是人类的希望。那时候的人要爱就爱，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不怕死，也不怕生。他们整年尽着自己的性情，自由地活着，没有礼教来拘束，没有文明来捆绑，没有虚伪，没有欺诈，没有阴险，没有陷害，没有矛盾，也没有苦恼，吃生肉，喝鲜血，太阳晒着，风吹着，雨淋着，没有现在那么多吃人的文明，而他们是非常快活的。

　　周恩来就这一段描述对曹禺说:“外面对剧中这种表现有批评，我以为这是作家一种想象的表现，不必苛求。”接着又说:“您还在向往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延安。”这一处是否要修改呢？周恩来请曹禺自己考虑，如果改起来有困难不要勉强。周恩来从政治的视角说这番话，提了这样的意见。

　　对曹禺来说，他是经过深思熟虑而这样写的。“北京人”的存在，是为了和在封建社会压抑下，人们不敢爱、不敢恨、不敢哭、不敢喊相对比的；同时，也是与封建礼教卫道者的欺诈、虚伪、阴险、陷害作对照，是剧本整体不可分割的部分。为此，曹禺没有修改剧本。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身居国家总理的高位，也没有对此横加干涉，这段话至今仍然保留在《北京人》剧本中。但对于周恩来和他这次亲切的交谈，曹禺深为感动而铭记在心。这段往事，至今仍为戏剧工作者所津津乐道。

　　周恩来没有因为他的意见未被采纳而冷淡曹禺，仍然一以贯之地关心曹禺的剧本创作。尤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于曹禺以往创作的剧本《蜕变》予以保护，对曹禺新创作的《明朗的天》、《胆剑篇》更加关怀；对于曹禺在创作上的苦闷，尽量予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