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措施”：周恩来与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奠基【3】

三、提出和制定“紧急措施”，促进我国计算机事业发展

我国电子计算机产业的起步和发展得益于周恩来的高度关注。新中国成立后，电子工业是由军委通信部管理的。1951年10月29日，周恩来在军委通信部部长兼电信工业管理局局长王诤《关于建设无线电零件厂和电子管厂的报告》上作出批示，表示同意，并对设计、布置、贸易谈判等问题作出具体批示。1953年1月，由华罗庚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计算机研究组，任务是“研究电子计算机的原理和设计，并实验其主要部分”。经周恩来批准，1953年电信工业局终于成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十局，所属的738、718、774等一批北京酒仙桥地区的电子工厂，都参加了电子计算机的生产，我国计算机产业在此起步。

1956年2月10日，周恩来致信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请苏联方面派出机械数学、电子学、半导体物理、自控与远程操纵、无线电工学等16门学科的科学家来中国短期讲学，并帮助拟定科学规划。这些学科都是中国科学界的主要空白点或薄弱环节。3月22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通知周恩来，苏联政府同意派出16位专家来华工作。

3月29日，苏联科学代表团到达北京。在准备接见代表团时，周恩来注意到代表团16位专家名单中有6位专家的专业是从事微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和通信等新技术领域的，这引起了他的思考。他急召王诤和李强询问情况。他们二人了解国外电子技术发展情况，于是将当时电子计算机的理论、用途、科研生产，特别是军事应用动态一一报告。当时美苏已将电子计算机看成是国力竞争的重要装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完成了ABC和ENIAC两台电子数字计算机，并将其运用于科研、弹道计算、飞机设计、电报密码等军用领域和工程设计，人口调查和经济统计分析等民用领域。1952年冯·诺依曼还用计算机模拟了导弹发射和核爆炸。苏联比美国发展晚，应用规模也小许多，偏重于以机电式为主的模拟计算机（解算装置），1947年开始研究电子数字计算机；1950年完成小型电子计算机，随后完成每秒运算2万次的大型机，计算机仅作为弹道、输电线路等的计算工具或教学。

当周恩来得知电子数字计算机的文字处理与解析功能如此强大，在国外军队中已成现役装备，而我国对计算机的应用方面却还是空白时，立即有了强烈的紧迫感。他认为必须下定决心大力追赶，计算机必须和军事联接，必须尽快应用于工业生产。曾参与我国计算机专业筹备的原二机部十局副总工程师罗沛霖和原清华大学电机系总支书记凌瑞骥在回忆那段历史时说，当时周恩来听到我们目前做不了该项技术时，他斩钉截铁地说：“依靠一个部门力量做不出来的计算机，在党中央，在国务院的领导下，集中全国力量，难道还做不出来吗？”这句话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随着周恩来对计算机等新技术的认识的不断深入，他感到发展计算机在国家的工业生产和国防方面的应用是一项非常必要和紧急的任务，并因此提出和制定了一个“紧急措施”。1956年5月20日，“紧急措施”由科学规划委员会提交国务院审议，7月5日，科学规划委员会正式印出“四项紧急措施”文本。“紧急措施”包括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和自动化，这四个领域都是我国当时发展还是很薄弱，但极具战略价值的科技门类。

为何当时将周恩来的这个决策称为“紧急措施”？中国科学院的相关人士是这样回忆的：周恩来审定科学规划文本时说，印出来的本子这么厚一摞，国务院怎么抓，你们要把最紧急的事情搞一个报告。于是规划中的重点项目就成为“紧急措施”，规划与措施悄然并列。不过，为了保密，这个“紧急措施”的内容当时并没有公开，而是在内部实施。

1957年1月1日，按照周恩来的要求，“紧急措施”的执行单位中国科学院、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签订了“合作发展中国计算技术协议书”。三方议定，用超常规办法集结人才，建立发展计算技术研究基地。组织原则是“先集中，后分散”，先从二机部、军队抽调专家集结到科学院计算所，制造一台快速通用电子计算机，然后专家返回原单位建立研究机构，发展计算机。

1957年中国向苏方提交的“中苏科学院合作项目表”，第一项就是计算技术，“计算技术科学研究与工业基础的建立”成为苏联帮助中国进行的重大科研项目。这种技术转移是一个技术体系，包括从理论、技术、器件到工艺，从研发、生产到应用，从组织体系、机构到人才培养各方面，并非只是仿制几台机器的技术引进。根据“紧急措施”，中国科学院派出20人的赴苏实习队到苏联学习了18个月，回国后他们都成为计算机专业的骨干人员和学科带头人，在当时的实习队员中，后来走出了三位院士。

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6年时间里开办了4期计算机和计算数学两个专业的训练班，培训近800位学员，他们成为计算机领域的中坚骨干。1958年，经党中央批准，原学习汽车、电机、管理等专业的287名高年级大学生转成清华大学定向培养自动控制和计算机专业人才，其他高校也多次为计算机专业调配学生。北京大学数学系的王选就是其中一位。他响应号召，选择了计算数学方向，后来成为著名的数学家，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创始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截止到1966年，高校计算机专业入学学生超过6000人。

由周恩来主持制定的科学规划，使中国的计算机科学从一个研究小组发展为专业研究所，北京中关村成为“计算机的摇篮”；“紧急措施”使电子计算机成为我国的一个涵盖科研、教育、工业，国防的新兴产业，计算技术和计算数学从科学学科提升为国家重器。

在国外对我国进行先进技术严密封锁的形势下，中国科学院、军队、高等院校和企业的科技人员用双手做出上千台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计算机，完成了许多国家急需的高难度课题，其中包括“两弹一星”和经济统计、石油、电信、铁道、钢铁、造船、水利等许多涉及国民经济的重大课题，还培养了十余万人的计算机研究与应用的人才队伍。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周恩来制定的“紧急措施”是分不开的。

四、“紧急措施”与“两弹一星”事业

在计算机的国防应用方面，周恩来也付出极大的心思和精力。他亲自请国防部长彭德怀参与讨论钱学森发展导弹的建议，经讨论后，成立了国防部五院，任命钱学森、王诤为正副院长。国防部五院的自动控制和计算机专业在开展国防重大项目中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1957年4月，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技术研究所仿制苏联计算机缺少关键元件。李强得知此消息后，立即进中南海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批准通过外交途径办理。一个月后，计算机图纸和一批“军用器材”运抵北京。这就是周恩来领导下的“计算机速度”。

1965年3月16日晚间，中国科学院传达了周恩来关于开启人造地球卫星项目的指示。6月，科学院完成“三图一表”的卫星方案，由钱骥等直接向周恩来汇报。

1967年，卫星工程405任务组在南京工作一年，完成了轨道设计和测控系统软件。因“文革”交通受限，周恩来听取汇报后，特派专机将相关人员和程序接运回北京。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东方红”卫星发射后，东风计控中心仅用14分16秒计算出了实际初轨。通过2000公里的大规模线路将多地接收到的轨道数据安全传输到基地，有关省军区出动60万民兵看护沿线每一棵电线杆。这是中国第一次远程数据通信，没有观测船出海，也创造了一个世界通信奇迹。

1969年5月24日，周恩来在905乙计算机的立项报告书上批示：“照办，如可能，争取更快一点。”经过23个省市协作，上海研制了集成电路，在科学家金怡濂等人的带领下奋力攻关，该项目终于在1976年12月研制成功，这是我国大型计算机从单机向并行模式迈进的重要转折点，也实现了周恩来决心发展计算机产业的愿望。

1999年，随着中国科学院“两弹一星”工程相关资料陆续公布，周恩来提出的“紧急措施”的内容逐渐被人们知晓。在科技部主编的《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报告》中的计算机产业部分，记述了“1956年，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持下，选定计算机、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四项，作为科学规划的‘四项紧急措施’”的重要内容。

2004年，曾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和副院长的张劲夫回忆说，当时如果没有周恩来提出的“四项紧急措施”、没有那几项最重要的技术配合，单独搞原子弹是不行的。他说：“第一台计算机是电子管的，当时就起了很大作用，主要为二机部（核工业）核武器研究所服务，那个计算量太大了，没有这个计算机，几年也算不出来。”

2016年是新中国第一个科学规划的制定和周恩来提出“紧急措施”60周年，也是中国计算机事业发展和飞跃的60年。“紧急措施”奠定了中国计算机的基础，周恩来为中国计算机事业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真实体现出了“计算机是一场革命”。

声明：本文原载于《党的文献》2016年第5期，系该期刊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