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09月22日11:13 来源:人民网-读书频道
周恩来从喉咙里轻咳出一声,终于吐出郁积心底很久的一句话:“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邓颖超轻轻点头,目光里流出的是信任和理解。她用少有的温柔与平静,回答一句:“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他们彼此握紧的手用了用力,便全明白,全理解,全讲清了。那情那景,令我们陪护在身边的同志深受感动,并且对夫妇之道的认识一下子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新层次。
当时,陪护总理的主要是我和卫士高振普,后来又增加了乔金旺。我们曾由总理和大姐的这两句对话,忆及许多往事。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总理的办公室里电话一个接一个,人来人往忙得不可开交。但是除了军事秘书,无论是邓大姐还是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却不知在忙什么。直到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宣布了,我们才和全国人民一样惊喜欢呼起来。
以后爆炸次数多了,就难免漏出点风声。
那是一次试爆前,总理办公室又是电话不断,一夜未睡。第二天早晨邓大姐起床后,见到值班警卫乔金旺,就关心地问:“总理睡了没有?”
老乔摇摇头:“还没有睡。”
“什么事啊,又一夜不睡?”
这本是随口问话,并非是存心打听。乔金旺从军事秘书嘴里听到一点影子,也就随口回答:“听说是风向不对。”
邓颖超出于关心,便推开总理办公室的门,探头问一声:“恩来呀,听说是风有问题?”
周恩来与邓颖超彼此的称呼,细琢磨是很有讲究的。
周恩来认识邓颖超时,周恩来21岁,邓颖超15岁,周恩来就叫邓颖超“小超”。这个称呼一直叫到他去世。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同事中邓颖超渐渐由“小”到“大”,称呼自然而然起了变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邓颖超是革命同志中年龄小的一个,所以大家也叫她“小超”。到了抗战结束后,重庆的党员干部里,多数是新鲜血液,都比邓颖超年轻,所以不知不觉就改称了“大姐”或“邓大姐”。周恩来始终把邓颖超叫“小超”,鉴于大家已改称呼,则对着邓颖超叫“小超”,对第三者讲话时,也随大家叫“大姐”或“邓大姐”。
邓颖超结婚时,称呼周恩来为“恩来”,偶尔也称“周公”。到了长征前后,周恩来蓄一部又长又黑又密的美髯,邓颖超便以这部大胡子改称周恩来“胡公”。抗战爆发后,周恩来主要在重庆主持南方局的工作,住处叫“周公馆”,邓颖超就很少叫其他,基本只称呼其为“周公”。“周公”一直叫到进城,叫到建国,便基本不叫了,改称“恩来”和“总理”。一般倩况,夫妻间称“恩来”,公事和社交场合称“总理”。就是说,在称呼上也是“公私分明”。
现在,邓颖超在西花厅家中,只面对周恩来,自然是称“恩来”。偏偏她问的“风向”问题又是公事,周恩来一听就生气了,猛地睁大眼,望住邓颖超严厉责问:“什么风向问题,是谁告诉你的?”
邓颖超自知犯了忌,无意中介入了周恩来的公事中,不敢隐瞒,用知错的语气解释:“我只听老乔说了一句是风向不对么……”
“你把老乔叫进来。”周恩来放下了手中的公事,这是要认真追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