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何婉辞第一门亲事？最终选择邓颖超【3】

有时大姐跟总理一道吃顿饭，很高兴，很开心，秘书们却为急事急件所迫，常常到餐桌旁去请示报告。邓大姐从没为此生气。我在总理身边几十年，只听大姐说过一句算不得牢骚的苦涩话。那是一次吃饭，由于不断有秘书来请示报告，总理不停地放下筷子又抓笔，甚至吃两口饭就得说七八句工作上的话。邓大姐开始还独个儿慢慢吃，趁秘书来去的空间抢说几句话。后来怕总理这顿饭吃不饱就不抢时间了，让总理在秘书来去的空间抓紧吃几口饭。再后来，见总理又批文件，又交待工作，抽空往嘴里拨口饭，她心疼地皱起眉头，放下筷子，默默地望着总理，好久好久目光一瞬不瞬。

终于，当总理把一个急件交我时，抬眼看到了对面望着自己的妻子，感觉到那目光的异样，小声说：“小超，你怎么不吃了？别等我，菜要凉了的。”

邓颖超脸上掠过一丝笑纹，那个笑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包含了多少感情多少心意啊。光是革命者，不会有这种笑，光是贤妻良母，也不会有这种笑，必须兼有革命者和贤妻良母这两条，才可能有这种笑。

“你也快吃。”邓颖超柔和地催促，接着抬眼望着我，说出那句苦涩的话：“你们也给我们老两口留个说话的时间呀。”

我无限歉疚地望着邓大姐，张一张嘴，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对不起总理和邓大姐。但我知道这种说法只反映我们的心情却并不正确。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总理和大姐确实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用张佐良同志回忆时讲过的话说，叫做“一片赤诚可对天”。

总理找到邓大姐做伴侣，是他一生的幸福，也是他远见卓识的一个证明。战争年代的颠沛漂泊、奋斗牺牲且不说，就是进城后，中南海所有的人，上至毛泽东下到一般服务人员，无不公认周恩来是“最忙的一个”。我们嘴上不敢说，心里是常常拿江青与邓颖超相比的。这一比，不仅是比出毛泽东在生活上的不幸和周恩来的幸福，同时还比出了做妻子的难处：

做革命家的妻子难，做革命领袖的妻子更难，做周总理的妻子才是难上加难啊！

幸亏周总理早在旅欧初期，结交了一位同情革命的“美丽的姑娘”时，远见卓识地作出判定和选择：“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周恩来冷静思考的结果是，这位伴侣必须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于是，他明智地选定了邓颖超。

江青也曾跟随毛泽东经历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她与毛泽东的婚姻最终却不能不说是一场悲剧。可见，光是能经大风大浪还不够，作为领袖的妻子，必须要具备优秀的品性。比如江青和邓颖超，她们的品德和性格就有很大差异。

邓颖超是个乐于奉献的人，她一切的奋斗都是为了“给予”：给予党，给予人民。所以，她耐得了“女人的寂寞和委屈”，理解丈夫，支持丈夫全身心地去为理想拼搏，为人民服务。

江青是个勇于索取的人，她一切的奋斗都要求得到报偿；她的奋斗精神确有超过常人之处，但奋斗后的索取，也必须加倍地超过常人。所以，她耐不得“女人的寂寞和委屈”，不理解丈夫，经常跟丈夫大吵大闹，结果是越吵越闹感情越糟。

邓颖超从来不追求名誉地位。四届人大时，毛泽东亲笔批准邓颖超担任人大副委员长，周恩来压下这个批示，邓颖超不知道，知道后也支持丈夫这样做。

江青太重名誉地位，中共八大没有当上代表，一会儿疑神疑鬼怀疑汪东兴搞名堂，一会儿又找丈夫闹，认为这是毛泽东剥夺了她应该有的代表资格。

邓颖超不谋求权势，从不打总理招牌办事。她处处谨慎，避免给总理招来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