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行
2020年08月11日16:11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三、周恩来与陈云在行政管理方面的差异
（一）正确的主张被误解时的处理方式不同
周恩来一般是先承认下来，接受批评，不做辩解，待以后实践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有时他还做些必要的妥协。而陈云常常要对自己的正确主张做出解释，他有一句名言，叫做“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20］他认为：凡是正确的，就坚持和发展；如果发现了缺点错误，就立即弥补和改正。如果“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有同志提不同意见，党组织应该允许，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好现象”［3］(p206)。
周恩来和陈云都曾被迫就反冒进问题做检查，但在“大跃进”中，陈云仍根据经济发展形势提出自己的合理化建议。1958年下半年，钢、煤、粮、棉四大指标层层加码，陈云认为不切实际，不要对外公布指标。他建议胡乔木向毛泽东转告自己的观点，胡乔木不敢去。后来他决定亲自向毛泽东直抒己见。他把运输、煤炭、矿山、电力等问题一个一个摆出来，建议把钢产量降到1600万吨。陈云这种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受到毛泽东的赞扬。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认为对1959年经济指标问题“陈云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态度”，并称赞说：“他这个人是很勇敢的，犯错误勇敢，坚持真理也勇敢。”［2］(p13)
（二）思考问题的侧重点和特长存在差异
周恩来和陈云同是新中国第一代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和杰出的政治家，但他们的行政管理范围和思考问题的侧重点不尽相同。周恩来担任总理长达26年，总管国防、外交、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一切重大事务，负责国家长远发展和各项建设的长期规划，他要思考如何处理好国家的经济建设、政权建设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新中国各项事业协调发展等一系列国家重大战略发展问题。相比较而言，陈云领导和负责的工作范围偏重经济领域和党的组织建设，尤其对财经工作很有专长。周恩来的行政管理和思考问题的侧重点更宏观一些，陈云则略微观一些。
由于分工不同，加之个人经历不同，周恩来和陈云的特长也不尽相同。周恩来善于处理复杂的国际问题，是世界公认的杰出的外交家，堪称中国外交第一人。陈云善于处理复杂的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的财政、金融、农工商业的发展问题，是中国首屈一指的财经专家。“文化大革命”前他一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财经工作，在财经管理方面凸显出领导才能。1959年庐山会议前，毛泽东在去长沙的火车上对王任重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21］这是毛泽东对陈云的中肯评价。
（三）领导风格的差异
从领导风格和个人性格上看，周恩来和陈云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着差异。他们的共同之处是皆恬淡、温和，待人和蔼可亲，温文尔雅，作风民主。不同之处在于周恩来性格乐观、豁达，思维敏捷，视野宏伟，始终在一线工作。其领导风格是外柔内刚，以柔克刚。他善于求同存异，协调各方，广交朋友；善于宣传鼓动工作，能言善辩，感染力强。陈云则善于做幕后英雄，默默无闻地为党和人民勤奋工作。他善于思考，思想敏锐，但不愿意过多地出头露面；他对中国国情认识深刻，对国民经济发展深思熟虑。然而由于身体原因（包括性格因素），他较少参加公开的社会活动，特别是在晚年，外国学者评论说：陈云尽可能不在公开场合露面。避免会见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他在幕后施加影响。他“在行动上谨慎，在不公开的会议上自由地阐述自己的思想，即使不同意也会坚决遵守党的决定，从不搞试图改变党的决定的非法活动”［22］。
周恩来和陈云领导风格的差异与他们的性格有关。总体看来，周恩来是一个综合性但略偏向于外向型性格的领导人，而陈云基本上是一个内向型性格的领导人。这两种性格的人一起工作往往能很好地合作互补，相辅相成，周恩来与陈云在工作中的密切合作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四）决策方式的差异
周恩来与陈云在决策中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但在具体的决策方式上略有差异。周恩来曾专门写过《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一文，精辟地论述了决策制定中应掌握四个步骤：“首先，要估计环境及其变动，并找出此地此时的特点。次之，要依此与党的总任务联系起来，确定一时期的任务和方针。再次，要依此方针，规定当前适当的口号和策略。又次，然后据此定出合乎实际的计划和指示。”［5］(p129)周恩来把决策制定与转换过程分解为四个基本环节，并形成环环相连的顺序。他认为抓好了这四个环节，使决策制定过程建立在调查研究与紧密联系党的原则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正确的决策。陈云的决策方式主要体现在他提出的15字箴言的后6个字中，即“交换、比较、反复”，这是陈云在长期工作中总结出的一种科学的决策方法。陈云教导各级干部在进行决策时不能只有一个方案，而是要尽可能地把一切可以提出的方案都提出来，进行比较，决策过程中可以有反复，要进行纵横比较，不断总结经验，随时纠正偏差。
周恩来和陈云的决策方式并不矛盾，区别主要是他们思考决策方式的视角不同。周恩来是从决策制定过程的角度探讨的，目的在于启发一个领导者如何将党的总任务适时转化为一定时期内可供执行的决策，并要求一个领导者必须掌握决策制定过程中的基本环节。陈云思考的角度是如何根据形势发展对已经做出的决策进行完善、修改和贯彻落实。虽然他们思考的角度不同，但其精辟观点和方法对行政决策和行政管理理论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周恩来和陈云的行政方式与领导风格各有所长，相辅相成，互相影响，互为补充。他们的合作共识，有利于纠正当年极“左”的错误，保证国家政治经济稳步发展，成为新中国各项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们的优秀工作作风和行政管理特色对我们今天政治体制的改革、政府作风的转变、现代领导科学体系的完善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继承和发扬周恩来、陈云所倡导和坚持的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勤政廉洁的优良作风，学习和借鉴他们勤政敬业、任劳任怨、谨慎细致、举轻若重、心系群众、深入基层、坚持原则、严格管理的优秀行政风格和特色，对新时期新形势下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和国家各项事业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 参 引 文 献 ］
［1］《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9页。
［2］ 《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30页。
［3］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54页。
［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215页。
［5］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1页。
［6］ 曹应旺：《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7］ 陈扬勇：《走出西花厅——周恩来视察全国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05页。
［8］ 朱佳木：《陈云同志心系群众二三事》，《国风》2005年第5期。
［9］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29页。
［10］ 《缅怀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11］ 张金才：《陈云四次代理国务院总理始末》，《党史博采》2009年第3期。
［12］ 朱佳木：《陈云同志的风格》，当代中国研究所网站，wwwiccscn/contents/308/8474html。
［13］ 《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21页。
［14］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296页。
［15］ 高振普：《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6～78页。
［16］ 邹研：《周恩来和他的卫士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47页。
［17］ 熊华源、廖心文：《周恩来总理生涯》，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36页。
［18］ 秦仲达：《倾心化肥为农业，唯实求是堪楷模》，《中国化工报》1995年4月19日。
［19］ 《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87～400页。
［20］ 薄一波：《我对陈云同志的思念》，《人民日报》2005年6月15日。
［21］ 《王任重文集》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38页。
［22］ 〔美〕大卫·Ｍ·贝奇曼著，孙业礼等译：《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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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1898～1976），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原藉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