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在西安事变初期阶段中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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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停止“剿共”，实行联合抗日政策，奠定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基础，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周恩来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发生，使中共在沉寂多年后重新登上苏区以外的政治舞台。本文以西安事变的发生到“保蒋安全”阶段为节点，对多个主体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反应和周恩来在其中的斡旋调停作一梳理，并分析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在西安风暴中心的实践特点。

〔关键词〕周恩来;统一战线;西安事变

一、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背景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为建立、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深度不断加强。在对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的讨论上，学者们就其“求同存异”“坚持两点论”“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等特点达成了共识。〔1〕在西安事变发生前，中共中央的一系列会议与决议促成了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的进一步成熟。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就是“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确立了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2〕至此，中共基本上完成了针对国民党、蒋介石政策的重大改变，即由“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

周恩来在总结这一阶段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时，同样得出了“敌人的营垒是会变化的”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论断，他批判有的人用凝固的观点看问题，把敌人和朋友看成是一成不变的。他建议中共应该从实际情况出发，认真地进行具体分析，采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方针，才不会犯“左”的错误。“敌人的营垒是会变化的”，不仅指敌人营垒中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变化的，可以从敌人营垒中重新分化出来，加入统一战线；即使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各派，在不同的形势下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分化。因此，共产党应该利用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为着某一目的而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3〕从这一认识出发，在瓦窑堡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周恩来就做了大量争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英美派的工作，并推动东北军和西北军成为“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将其统一战线的成熟思考应用于实践，在促进中共中央制定正确解决方针的同时，有效防止了西安事变初期西安、南京各对立力量之间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二、周恩来与多主体影响下的西安事变初期阶段

学者占善钦在《再论周恩来在西安事变的调处》一文中，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进程划分为“以审蒋罪行为主的阶段”、“以保蒋安全为主的阶段”、“以释蒋回京的阶段”和“西安事变善后阶段”。〔4〕周恩来在各个阶段调处的内容和针对性是不同的。“审蒋阶段”与“保蒋阶段”可谓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初期阶段，其时间可界定为12月21日中共中央致周恩来关于释放蒋介石条件的电报之前。

事变发生后，西安顿时成为全国政治斗争的中心，形成了极其复杂的局面。不同阶级、不同政治派别、不同立场的人们有着不同的看法。国民党内部混乱不堪，派别之间的明争暗斗也反映出英美日的激烈矛盾；东北军与17路军内部还缺乏统一的认识；各地方实力派，如四川的刘湘、刘文辉，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冀察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和山西的阎锡山等，都有代表在西安活动联络。与此同时，南京的“讨伐”部队节节进逼，大军压境，新的大规模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