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牧云
2020年07月30日08:17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三)南京方面
周恩来在西安与张学良的会谈中,得知了国民党南京方面对于西安事变的反应和动向。他敏锐地发现南京内部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主战派”和以宋氏兄妹为代表的“主和派”之间的矛盾,认为这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个突破口。很多学者都对周恩来17日晚向张学良指出的“保蒋安全”策略做出高度评价。周恩来策略的高明之处在于,把救蒋的责任推给南京方面,主战则蒋死,主和则蒋活,使何应钦害怕承担杀蒋罪名而有所顾忌,而主和派则可利用这点要求南京政府打开谈判大门。这也可以促使蒋介石清醒过来,顽固抗拒谈判只会两面受击,他人得利而自己白白牺牲,和平解决是唯一出路。
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和《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后,宋子文等主和派的态度有所松动。12月20日,宋子文以“私人身份”来西安探明情况,在得知周恩来“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积极态度后,喜出望外,答应促成南京方面对和平谈判的支持,并为宋美龄赴西安、蒋介石与中共谈判埋下伏笔。可见,事件的峰回路转,与周恩来“保蒋策略”的及时建议、中共西安事变时期第二次政治局会议的召开关系密切。
(四)民众与舆论方面
西安事变发生后,《申报》、《大公报》等主流媒体对张学良进行批驳。15日,由上海《申报》牵头,全国200余家新闻媒体联名发表《全国新闻界对时局共同宣言》〔12〕,要求张、杨即日恢复蒋介石自由。17日周、张会谈时,张学良也对舆论与民众的误解表示担忧。周恩来在西安事变解决初期,高度重视宣传工作,审定《解放日报》、广播电台的宣传纲要,并邀请在西安的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和贝特兰做国际宣传。〔13〕
发展民众运动是扩大统一战线的基础力量。周恩来抵达西安后,指示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王炳南充分发动群众,支持张、杨的八项主张,他认为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能保证事变的和平解决。在之后的半个多月时间里,西安市共成立各种爱国救亡团体400多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西安的群众救亡运动蓬勃发展。蒋介石返宁后,由于西安受到南京方面报复派的武力威胁,所以陕北各界救国会在红军驻地三原县云阳镇以及西安、长安、蓝田等20多个城镇分别召开武装自卫大会或市民大会。南京方面摄于陕西群众救亡运动和农民自卫武装的威力,担心动用武力不但不能压服东北军和17路军,反而还会使群众救亡运动发展成“燎原之势”,所以不敢轻举妄动。〔14〕由此可见发动群众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