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妹深情回忆 侄儿侄女眼中的周恩来夫妇【3】

别动，让我好好看看你像谁？

　　我是１９３８年３岁时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与七伯、七妈在一起过的。岁月匆匆，一晃２５年过去了。１９６３年５月，我与丈夫中平从乐亭接女儿小茹准备回工作单位所在地芜湖，路过北京时我们根据七妈信上提供的地址去中南海看望久别的二位老人。当我们踏进西花厅那幽静古朴的院子时，我的心情又激动又紧张，心想马上就要见到七伯、七妈了，我向他们说什么好呢？我一边走着一边不断地思量着，我还没有想好就已来到西花厅的庭院中，只见迎面走出两位老太太，我一眼就认出了七妈，另一位后来知道是七妈的秘书张元。这时我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抱着小茹急急忙忙地大步奔上前去。就在我来到七妈面前十几步远时，七妈突然板起面孔似的说：“别动，让我好好看看你——”稍停，她才又接着说：“看你是像爸爸还是像妈妈？”我被这突如其来的话语怔住了，连忙放下手中的孩子，愣愣地站在那里。七妈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说：“唔，还是像爸爸。”我这颗忐忑不安的心这下子才放松下来，顿时感到七妈是那样的亲切和蔼，是那样的慈祥和平易近人。这时，我拉着女儿小茹的手对她说：“快叫——”可是叫什么呢，如果按照北方的习俗该让我女儿小茹叫她姥姥，南方人是叫外婆，而淮安话是叫婆奶。我一时不知道应按什么习俗来让小茹称呼七妈。七妈立即看出了我的窘态，她很快接过我的话头说：“叫姥姥。”我忙教小茹说：“快叫姥姥。”这样，小茹才怯生生地叫了一声：“姥姥好！”这才给我解了围，我们都轻松地笑了。

　　七伯吃我们的剩菜

　　七妈将我们带进屋里，说：“我还有事不能多陪了。你们休息一会儿再吃饭，你七伯他更忙，也不能回来吃饭。”

　　吃饭时七妈回来看了一下菜，忙说：“我们保庄喜欢吃鸡蛋，再加一个炒鸡蛋。”我们说：“不要加菜了。”七妈说：“加！加！你们难得来，一定要加！”结果，鸡蛋被我们吃完了，盘子里的鱼剩下了一些。第二天我们与七伯、七妈同桌吃饭时竟发现我们昨天吃剩的鱼又端上桌来吃，这使我万分感慨：一国总理竟吃我们昨天吃剩下的菜，若非亲眼所见，谁能相信？！而分别都２５年了，七妈还记得我小时爱吃鸡蛋，也让我心潮难平。

　　饭桌上，七妈说：“今天我们请你们吃的这顿饭是按南方人的口味做的，保庄是南方长大的嘛；明天我们吃饺子，因为中平是北方人。”她老人家想得那么周到，我们顿时从心底涌出一股暖流。七妈一边不断地为我们夹菜，一边指着一盘炒毛豆说：“你伯伯就喜欢吃肉丝炒毛豆！你们也一定喜欢吃吧？”我们忙说：“喜欢，喜欢。”当伯伯吃完第一碗饭时，我赶快站起来为伯父添饭，我想这也是我做侄女应尽的孝心，也是我父母在我很小时就教育我要这样做的。可是伯父却微笑着说：“自己吃饭哪有还要别人盛的？这是哪家的规矩？如果是我们周家的规矩，那么今天从我起，这个规矩就要废掉！”说着自己站起来去添饭并随手把撒落在桌上的几个饭粒捡起来放进嘴里吃了。

　　七伯谈自己是怎样从淮安出来的

　　我们与七伯、七妈相聚了三天，只有吃饭时才能见到他们，伯父的工作是很忙的，经常工作到深夜以后又继续工作到凌晨。但是七伯只要稍有空闲，就抽空与我们谈心，了解基层情况。尤其当他得知我们刚从河北农村来时，对农村情况特别感兴趣，向中平了解乐亭人民的生活水平，当地集市贸易的物价，住房、穿衣什么的他都问，问得十分仔细。我们夫妻都是在铁路上工作的，七伯就说：“我们现有的铁路远远赶不上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平插话说：“我们现有的铁路运输水平还不如印度。”七伯点点头，表示同意。但是他说，大连火车站还是不错的，目前东欧几个国家的火车站还都不如大连站好。

　　伯父问了一些农村情况，谈了一些铁路上的事情之后，他老人家又向我们谈起了家史。七伯说：“我们周家是一个封建官僚的大家庭。”讲到这里时，七伯拧起他那双浓眉，态度很严肃，“封建官僚的家庭根子可厉害了”！这时，他看到我们都有些拘谨，马上又换了口气，风趣地对贫农家庭出身的中平说：“你娶保庄这个官僚家庭出身的小姐怕不怕？”中平笑着并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说：“我不怕。”七伯听了立即哈哈大笑起来，气氛也顿时轻松了。紧接着七伯又说：在我１２岁那年，我三伯周贻谦回淮安探亲，他说我很聪明，要带我出去上学。就这样把我带到东北铁岭，在那里的银冈书院读书，后来又到沈阳和天津上学。然后，就问我：“保庄，你知道我三伯是谁吗？”我马上回答说：“我知道，就是我爷爷！”七伯听了高兴地笑了。

　　与七伯、七妈一起看扬剧

　　在七伯家的第三天，与七伯、七妈就餐时我们果然吃的是饺子。这时七妈说：“今晚有一场扬剧，但剧院需要安静，规定不让带孩子进去，小茹认生又不肯跟别人，所以你们中间只能去一个。谁留下来照看孩子？”七妈话刚说完，中平立即表态：“我在家看孩子。”七妈马上表扬说：“不错，是个能体贴妻子的好丈夫。”

　　随后，我就和七伯、七妈同乘一辆车子去了剧院。进场坐下后，七妈还把我介绍给我身旁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同志：“这是我们的侄女周保庄。”我还站起身和彭真同志握了手。不一会儿，戏就开场了。在看戏的过程中，我发现七伯对扬剧非常感兴趣，不时小声地与七妈交谈着剧情。还说这个曲调和淮剧的某个曲调差不多，又说这句台词只有我们苏北人才能听得懂等等。戏演到一半时，七妈对我说：“我要先回去了，你和伯伯继续看吧。”我当时以为七妈身体不好，不能久坐，所以提前先走了。事后才得知，七妈是怕冷落呆在西花厅的中平，所以看了一半戏她老人家就赶回来陪中平和小茹看电视了。

　　在与七伯、七妈一同看戏的这件平凡小事上，体现着他们虽身居高位，又是长辈，但却处处以身作则，不给亲属一点特殊，而是模范地遵守纪律；还体现着他们对亲属晚辈们那周到、慈爱的关心。

　　特殊待遇

　　那天晚饭后，七伯兴致勃勃地带着我们在中南海散步，快到南海边时看到了人民大会堂，七伯对我说，国庆１０周年到来之前，中央决定在首都搞十大建筑，这就是当时建造的人民大会堂，在当时的条件下建设速度还是很快的。并向我们简单地介绍了这一宏伟建筑的特点（第二天他又安排人带我们去人民大会堂参观）。在中南海边时，有人来找七伯汇报工作，我们就又回到住处。七妈迎着我们就说：“你们这是受到了‘特殊待遇’。你七伯还从来没有陪过哪位亲属在中南海散步呢。”我们听了以后，感到很荣幸，也很过意不去：因为七伯、七妈他们整天为国事操劳，还从百忙之中挤出时间来陪我们，作为晚辈，心里哪能平静呢？那一次如按七伯、七妈的安排，我们可以在西花厅住７天，但是为了不再给二位老人家添麻烦，到第四天我俩就商量决定提前离开西花厅，以减少他们的麻烦。临别时，七妈说：“有空欢迎你们再来。你们也可常来信谈谈基层情况，但我不能每次都给你们回信。保庄也是搞妇女工作的（我当时是芜湖铁路分局的兼职女工委员），我就每月给你寄一份《中国妇女》吧！”就这样，这本刊物一直寄了五六年，其间我过意不去，曾几次去信请七妈别再寄了，我自己可以花钱在地方邮局订阅，但七妈仍坚持要寄，而且是用她自己的工资从邮局订来的，每期送到后又让秘书再从邮局寄给我，直到《中国妇女》在“文化大革命”中停刊为止。

　　一份加急电报

　　１９７６年，七伯去世的当天下午我就收到北京发来的一份加急电报，内容是：“伯母嘱，听到消息后千万不要来京。”我预感到有什么大事发生了。第二天早晨，从广播中得知七伯去世的消息，我的心情十分悲痛，多么想到北京去见见七伯最后一面啊，但七妈电报中已明确告知千万不要去，怎么能去呢！七伯、七妈一向对我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怎能违背她的要求让她不高兴呢？况且七妈这样做肯定也有她的理由。我和孩子们只好在家对着七伯的照片哀悼并发了一份唁电。当时中平出差在山海关，正准备回来，听到消息后，他打电话给我，我告知了伯母的电报内容。所以当中平在北京换车时看到人们都戴着黑纱，就很难克制想见七伯最后一面的心情，但一想到七妈的电报嘱咐，还是没有去劳动人民文化宫，他只有带着极度悲伤的心情从北京登上火车回到已搬到南京的家。

　　１９８３年，中平出差到北京去西花厅看望七妈她老人家。这时七妈才说：“你们伯伯去世时，我打电报不让你们来北京，主要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怕你们日后受牵连。”

　　七妈在七伯去世那么痛心、紧张的日子里还想着我们，可见她对我们的关心。

　　七妈希望我们有时间常去跟她谈谈，也好多了解些基层情况，后来中平一去北京出差或开会就去看望七妈，她总是很高兴。

　　１９８９年，中平最后一次去看望她老人家时发现七妈身体更差了。她坐在轮椅上对中平说：“很想你们来，但以后你们还是不要来了，我现在的身体情况也不能接待你们，来了只能给他们（指当时在场的高振普、赵炜两位秘书）增加麻烦。”

　　七妈真是和七伯生前一样，无时无刻不在为别人着想。１９９２年七妈去世时，根据她生前的遗嘱，我们又只好怀着悲痛的心情发去了一份唁电，也没能赴京看望她老人家最后一眼。

　　七伯、七妈虽然已离开我们多年了，但他们生前的教诲却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他们那亲切、慈祥的音容笑貌也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党史博览》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