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妹深情回忆 侄儿侄女眼中的周恩来夫妇【2】

七妈的两封信

　　“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我读着七伯年轻时写的诗句，思念七伯、七妈的情意也更加迫切。１９６１年的春节又快到了，我又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于１月２７日给七伯、七妈去了一封信。２月２日，我收到了七妈１月３０日给我写的回信：

　　保章侄：

　　春节假期，我们同意你来北京。这个机会也是不可多得的。因为前两年我都去南方过冬，今年春节我们在京。

　　你下火车后，可直接到府右街国务院西花厅找我们（可乘从火车站到府右街的无轨电车）或找成元功同志就行了。

　　更使我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我又收到七妈１月３１日的另一封来信：

　　保章侄：

　　昨天发信后，忘记提醒你来京时，在火车上要注意寒暖，增减衣服，不可受凉。北京的天气可能比青岛冷，你可参看《人民日报》的气温报告，这两天又冷到室外零下七度了。总之，在旅途中要预防受凉生病。

　　这一先一后发出的两封信，是七妈对我慈母般的关怀，这种关怀是细心周到而又无微不至的。

　　一条毛巾

　　赴京前，由于激动和紧张，我忘记了带毛巾。当我要洗脸又见到西花厅盥洗室内有好几条毛巾时（尽管都不是新的，但都很干净），就随手拉下一条用了起来。没想到这么一件小事，七妈知道之后，我遭到她一顿严厉地批评：“你七伯从来不允许任何人乱拿、乱用公物。那是公家办公室的公用毛巾，是秘书、警卫们工作时用的，你不问一下是不应该拿、不应该用的。自己没带毛巾，应该去买一条。”我很惭愧自己一住进西花厅就给七妈添烦、添乱。七妈说着，就塞给我一个购物本。当时全国物资匮乏，买粮购物全部凭证供给，但我没想到身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七伯家买一条毛巾也要凭证供应。

　　我接过购物本一看，是和北京市普通居民家一样的购物证，各种物品的配给在各栏表格上都有明确记载，许多东西都已买了，只有毛巾栏上还有两条毛巾没买，就拿着购物证跑到西单商场去买毛巾。可是当商场营业员一看到“户主”栏上写着“周恩来”三个字时，马上瞪起了警惕的眼睛，向我投来怀疑的目光，把购物证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又盯住我盘问了好久，才卖给我一条毛巾。现在我说起这件事，估计谁也不相信有这回事：一国总理家买条毛巾还用购物证？可惜的是这条毛巾我没能保存下来。但是，当时对我的教育很深很深：七伯身为一国总理，也与普通老百姓一样不搞特殊，凭证购物，厉行节约，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我们国家还会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什么困苦不能战胜呢？作为他的亲属，又还有什么理由要求特殊呢？

　　七妈叫秘书收下了我的粮票

　　鞭炮声迎来了新年。按老家习俗，正月初一晚辈是要给长辈拜年的，可是七伯、七妈他们在除夕之夜也在忙碌，特别是七伯，每天忙到天快亮才上床休息，过午时才起床。七妈告诉我，这是他们长期地下斗争和多年革命历程中养成的习惯，现在已经没法改了。这样，我也就没法给他拜年了。

　　中午吃饭时，工作人员端上桌的是一碟窝窝头，共四个，三个在下，一个在上，都是玉米面做的。仔细一瞧，做法也和普通老百姓家一样：圆圆的好似一座小山头，底部有一个圆圆的孔洞，只是个头比民间的要小一点。我感到更奇怪了：大新年的，“宰相”家不包饺子却吃窝窝头？！而在桌上吃饭的总共才三个人：七伯、七妈和我。我没有多想，伸手就去拿窝窝头。七妈却立即用筷子将我的手拨开，对我说：“慢，这是我和你伯伯吃的，你是客人，请吃客饭。”她随即用手一指，“去盛大米饭吃吧。”我还想说，我是晚辈，该我吃粗粮，七伯好像早就看透了我的心思，向我投来慈爱而又不容争辩的目光。我只好照他们的意思办了。可是那顿饭我却怎么也没吃好，每一口饭都难以下咽。

　　在以后的几天里，我更加明白了，七伯和七妈不但经常吃粗粮，而且也和普通市民一样，每月口粮也是按市民定量供应标准，粗细粮一律按比例搭配，这是我赴京前怎么也没想到的。因此，到我春节假期将要结束离开西花厅时，我如数按照自己每天八两的定量标准掏出了那时如金子一般的粮票。七妈见我拿出粮票就慈祥地说：“保章，如果你觉得该这样做就把粮票留下，如果有困难，也可以不留粮票。”（当时，国家供应周恩来、邓颖超的粮食计划是每人每月２６斤。他俩为了和全国人民一道共渡难关，周恩来和邓颖超每月分别只要了１５斤与１３斤——本文整理者注）我忙连声回答：“我不困难，我不困难，我应该拿粮票。”这样，七妈就叫秘书收下了我的粮票。

　　维护团结

　　记得我刚刚到西花厅的那天，七妈就交给我一项“特殊任务”：“你来了正好，快写封信给你哥，他现在有骄傲情绪，我正在发动大家帮助他。”我遵照办了，还把写给哥哥的信给七妈看了一下，没想到七妈看完我的信竟勃然大怒，严厉地批评我说：“你七伯不是领袖，只能称国家领导人，不允许你们这样写，以后在任何地方也不许这么说！快给我改过来！”原来是我在写给哥哥的信中，提到七伯作为我们党和人民的领袖，仍然保持着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等话，没想到遭到七妈一顿严厉斥责。我只有按她说的当场修改，然后才将信寄出。我原以为这件事就此已经了结，但没想到在那次年夜饭快结束时，七妈又当着七伯和那么多亲属以及七伯身边工作人员的面严肃地说起此事：“保章年纪轻，不懂事，竟说他七伯是党和人民的领袖，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我们国家的领袖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的毛主席。”在场的人都把目光集中地向我射来，当时，我才２０多岁，自尊心很强，弄得我十分尴尬，几乎是无地自容。心想，我的说法并不一定是错的，何况当时已经当面批评过了，我也照她的意思改了，为啥还要在大家面前批评呢？而且我在部队服役时曾去中国人民大学进修，已经读过了《政治经济学》和《马列主义理论基础》等书籍，其中对于无产阶级的“政党”和“领袖”等概念都有专章叙述，我知道“领袖”通常是指一个政治集团里的人，并不是具体指哪一个领导人的。后来等我冷静地思考之后，我终于悟出了其中的一些道理：七妈和七伯之所以要这样做，他们一是为了维护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团结，因为这是我们党夺取革命胜利和建设成功的根本保证；二是借机告诫我们周家亲属和他们身边的所有工作人员，一定要谦虚谨慎，力戒骄傲，要做维护党的团结的模范，尤其是作为周家亲属，更应该像他们那样处处谦虚谨慎，这是七伯一贯严于律己的作风，也表现了二位老人的坚强党性和处处维护党和国家利益的高尚品德。

　　七妈寄来的包裹

　　就在我去西花厅的１９６１年那年９月间，我的衣物在一夜之间被梁上君子盗窃一空。当年一个人一年的棉布供应只有三尺一寸，寒冬将至，我怎么过这么一个又冷又饿的冬天呢？我把几乎可能想到的办法都想过了，可能提供资助的亲友也都掂量过了，希望都是空的。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写信告诉了七伯、七妈。信中我只是告诉他们我遇上了这么一件事，并没有要求他们给我想办法。谁知国庆节刚过，我就收到了七妈的亲笔来信：“你的衣服等物被窃事，我知道后，心感不安。为添补你目前急用，怕你受凉生病，特从你七伯穿的衣物中，找出一套新的毛衣、毛裤，先寄你御寒救急，另有绒裤一条，棉绸衣裤一套，背心一件，旧棉毛衫三件，旧汗衫二件，衣料八尺，共计１２件邮寄去。衣服中有的可能大些，你可改穿，汗衫有的已破旧，想来可助你度过今年冬天了。”

　　七妈的衣物是用平常的包裹邮寄的，衣服也多是破旧的，但我穿在身上却感到特别的暖和。因为它不仅是衣服，而且还凝聚着两位老人对侄儿的一片爱心。

　　周保庄的深情回忆

　　比起哥哥保章来，周保庄显得较为娇小，但当本文整理者与其数次深入交谈后，却发现这位文静、端庄的女性有着十分刚烈的性格和十分好强的天性。她１５岁参加工作，先后多次当选为铁道部、省、市、路局、分局的劳模，却因爸爸的历史问题没能入党，４２岁时她因种种原因离开了工作岗位，并办理了退休手续，在南京一幢普通居民楼里过着默默无闻的市民生活，以至和她相处多年的邻居也不知道她与开国总理之间还有着一份亲密无间的亲情……

　　“保庄怎么不给我写信？”

　　建国前，我就常听父亲谈起我的七伯、七妈，说他们都在共产党那边工作，而且都是共产党的领导人，特别是七伯，还是位了不起的人物。建国后我才知道七伯周恩来是总理兼外交部长，七妈邓颖超是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当时我只是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认为他们都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工作又那么忙，这么多年了，是不会记得我这个在基层工作的侄女的，我也就一直没有写信与他们联系。

　　１９５６年，我二哥周保常去北京看望七伯、七妈，他们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在谈及家庭时，七伯、七妈对我们兄妹情况非常熟悉，也非常关心我们的情况，尤其是七伯还问道：“保庄怎么不给我写信？你叫她给我写封信。”我二哥回家后及时把七伯的口信写信告诉了我。接到二哥的信后，我的心情十分激动，但因为思想上仍有顾虑，并未及时给七伯、七妈写信。后来七伯、七妈在与我四哥保章通信时又谈到了我为什么不给他们去信的事。我经过再三考虑这才鼓起勇气，提起笔于１９５７年４月第一次给七伯、七妈写了一封信，信上汇报了自己的思想和学习情况，以及对二位长辈的想念之情。没想到一个星期后就接到七妈给我的回信，她在信中亲切地说：“虽然多年未见面未通信，但是我对你印象很熟悉，我一直在挂记着你这个在奋斗成长的侄女，希望你好好学习……”接到七妈这封信时，我当时非常激动，真没想到她老人家这么快给我回信，她工作那么忙还惦记着我、关心着我。这封信真是字字吐深情，行行见厚意，我读了一遍又一遍。

　　１９６２年，七妈来信叫我和爱人张中平去北京过春节，因我当时怀孕行动不便，所以未能成行。１９６３年，我和丈夫中平决定回河北乐亭县中平的老家过春节，打算过完春节返回时去北京看望２５年未见面的七伯、七妈。临出发前，我写了一封信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七伯、七妈。七妈很快来信了，表示欢迎我们去北京，并在信中详细地告诉从火车站下车后要乘１３路汽车在沙滩下车再到中南海的西北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