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编制中共第一部密码“豪密” 邓颖超是第一个译电员【8】

　　“脏活儿”与“干净活儿”

　　中共中央机关设在延安，国民党封锁延安的指挥部在西安，这两个城市既是两党的代称，也是秘密战争的对手。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抵达西安，在这个国民党统治区采取三重部署：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半公开的陕西省委、秘密的西安情报站。

　　共产党利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这个公开机关，大力开展统战活动。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屈尊就任西安八办主任，因为对话的国民党行营主任程潜是个老相识。八办还设有大功率秘密电台，李克农的儿子李力是电台台长。

　　八办驻地七贤庄一号是共产党在国统区的窗口，也成了国民党的心头大患。国民党特务采取全方位的监视措施，大门外设立公开的岗亭，旁边的小学堆土成山，对面的中学墙后挖洞，设立隐蔽的监视点。

　　特务监视虽然严密，却无权禁止八办人员外出。八路军代表宣侠父身穿少将军服，出入于国民党军驻地。不久，这个令国民党特务头疼的人物失踪了。

　　宣侠父失踪，西安八办多次找天水行营向蒋鼎文要人，延安的中共中央还直接发电国民党中央向蒋介石要人。国民党方面一直推托，胡宗南更是赌咒发誓不知情。最后，吴德峰动用情报关系，才查明宣侠父已被暗杀，指使人就是蒋介石。

　　原来，宣侠父曾是黄埔一期的学生，与胡宗南等同学来往密切，蒋介石担心共产党策反自己的军队。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关系空前复杂，以前是你死我活，现在却是合作中有斗争。如何斗争？蒋介石的惯用手段是杀，敌对关系明杀，合作关系暗杀。暗杀、下毒、爆破，这些行动手段在特工圈内称为“脏活儿”，不能见天日。

　　蒋介石做“脏活儿”，中共做什么活儿呢？

　　中共西安情报站站长吴德峰租了一座院落，老特科陈养山负责与中共陕西省委和国民党政府机关联系，红军干部出身的罗青长负责与国民党军队联系，东北人陶斯咏负责联系东北军，从苏联回来的于忠友负责译电。西安情报站发展了诸多重要关系。胡宗南司令部机要室副主任戴中溶、侦缉队长肖德、霍建台等，都秘密为中共服务。周恩来安插到胡宗南身边任副官的熊向晖，也由西安情报站联系。

　　吴德峰组织西安情报站搞调查研究，摸清西安各阶层各机关的政治思想状况，得出左中右“两头小中间大”的数字结论。毛泽东据此认为，国民党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应该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少数顽固派。又依据调查研究的数据，提出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中搞“三三制”，共产党员、民主人士、群众团体各占1/3。

　　调查研究、广交朋友，这种情报收集方式在圈内称为“干净活儿”。国民党做“脏活儿”，共产党做“干净活儿”，两种活儿公开到社会上，蒋介石就丢脸了。民主党派也纷纷谴责国民党搞“特务政治”。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派遣情报大师李克农到各大城市创立八办，各地八办都选派社会声望高的老资格负责，不仅名正言顺地开展统战工作，而且带动了情报工作。

　　秘密斗争也有境界，这种方式合法而干净，在任何时期任何环境都可以使用。

　　“阴谋”和“阳谋”

　　弱势起家的共产党，早已养成重视情报的习惯。抗日战争时期，更是展开全面的情报部署。延安的中央社会部，组织全党全军各根据地政权的秘密工作。重庆的南方局，组织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工作。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潜入上海、香港，组织对日本占领区的秘密工作。情报触角不仅伸向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伸向国际，深入敌营。很快发现重要动向：美、苏、英等大国，正在同日本秘密谈判。国民党的特务系统和地方派系，有8条渠道同日本特务密谈。这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发展下去，中国的抗战会被国际孤立，共产党的抗战会被国内孤立。

　　毛泽东通知全党：要准备出现东方大黑暗的局面！

　　怎么应对？中共连续发表声明，发布新闻，揭露国内外同日本秘密媾和的阴谋。山西，王世英点出阎锡山同日本特务密谈的代表名单；香港，潘汉年拿出军统特务同日本特务密谈的协议。八路军总部，邓小平告诉美国记者，美国正向日本供应石油和废钢等战略物资。

　　阴谋最怕曝光，各方同日本的密谈，被迫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