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编制中共第一部密码“豪密” 邓颖超是第一个译电员【4】

　　国民党特务惯于恃强凌弱，以权谋私，系统效能降低。共产党以牺牲奉献为宗旨，忠诚度高。“龙潭三杰”这样的基层人员个个杰出，最高领导周恩来擅长危机处理。

　　危机处理，是对系统效能的最高检验。周恩来处理顾顺章事件，也有预先准备。

　　派遣三杰打入，意味着从保卫转到情报，又进行反侦察，工作水平上档次。

　　预设平行系统，中央军委情报系统，中央交通局系统，都与特科不发生横向联系，顾顺章不认识。出事后，立即把军委系统的干部调来接管特科，同时用交通系统转移中央机关。

　　应急处理不是一日之功，关键时刻看执行力，执行力来自“养成”。周恩来培养了大批特殊人才，关键时刻一用就灵。周恩来一生多次危机处理，都取得完满成功。

　　撒手锏

　　尽管周恩来的应急处理非常成功，但是，中央机关在上海还是待不下去了，顾顺章太熟悉中共秘密活动的规律了。中共中央机关被迫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留在敌后的秘密情报系统，继续侦获敌军情报，为红区反“围剿”作战作出了重要贡献。可是，由于领导人的“左”倾错误，红军被迫放弃苏区，开始长征。

　　长征路途艰险，人力交通中断，电台联络中断。传统的情报手段无效了，红军又创造了撒手锏——无线电技术侦察。

　　原来，上海的周恩来和江西的毛泽东，都十分重视无线电电台。

　　1931年春节，特科培训的无线电技术员伍云甫、曾三、涂作潮从上海潜来江西，带来了与中央通信的密码。从此，苏区与中央有了沟通迅捷的无线电联络。

　　曾在国民党军队任职的王诤无线电技术熟练，能够从发报手法中判断国民党军报务员的所属部队，从中判断出国民党军的行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电台为打胜仗立了大功。红军专门划出电台从事技术侦察工作。

　　曾在上海军委情报部门工作的曾希圣，到江西后又尝试破译国民党军密码。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人，都亲自参加破译工作。

　　红军的无线电技术侦察起步早，成效大，在历次反“围剿”作战中功勋卓著。长征中，人力传送的白区情报中断，更是主要依靠无线电技术侦察手段来获取情报。四渡赤水时，红军还伪装国民党电台发报，调动国民党军就范。

　　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其实高度重视先进技术手段，在现代情报战争中并不落后。

　　谁掌利剑

　　一切较量，说到底都是人员素质的较量。

　　安全工作决定组织生存，属于至高权力。历来的最高领袖，都把“刀把子”紧紧抓在自己手里。军统是蒋介石个人的暗器，奉行法西斯主义，封建色彩极重。苏联的情报保卫系统实行垂直领导，专断独行，脱离党的集体领导。

　　中共的情报保卫系统，从一创建就是现代组织，始终坚持党的集体领导。1928年10月，中共中央还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三人中央特别委员会（另外两个委员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和特科实际负责人顾顺章），直接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

　　秘密工作，常常是独立行动，需要高度的个人自觉，极其强调忠诚。内功重于外功。周恩来极其重视个人素质修养，对己对人要求极严。这就引导了整个系统，从一开始就走上正途。

　　领导全局，未免外行领导内行，但是，开创新局面必须亲身实践，重要工作必须成为内行。决定组织生存的工作，更不能假手他人。毛泽东抓军事搞宣传，周恩来抓密战搞统战，都是内行，而且是行业高手。中共秘密系统出人才，其中有经济专家陈云、科学家李强、军事家陈赓、情报大师李克农、密码专家曾希圣等人。

　　国民党印发的《特务工作理论与实践》如此评价：“他们虽无经验可言，然以主持得人，本着学习及创造的精神，定出整个的计划，按照一定的步骤，脚踏实地地向前努力。为时不到三年，竟有惊人的发展与奇异的成绩。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也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奋斗精神啊！”

　　万事开头难。难的不仅是外部条件的缺乏，还有内部文化的确立。

　　正是因为有周恩来这样高素质的创建者，才保证了中共情报保卫工作起步早，起点高，基因优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