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习仲勋的真挚情谊【4】

遭诬陷后周恩来挺身保护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遭到诬陷，在“文革”中又受到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 16年之久。他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坚信“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历史发展终究会否极泰来。其中，周恩来的关心、保护，是他大难不死、度过难关的重要因素。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对习仲勋进行诬陷。这对于一心一意干工作的习仲勋来说“真是晴天霹雳，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习仲勋回忆说：在全会上，那个“理论权威”（康生）欺骗和煽动一些人向我发动攻击，各种莫须有的帽子，一齐向我抛来。在这种情况下，使出席全会的同志一时无法明了事实真相，我只好向恩来同志请假，说：“我最好不再参加会议，让我好好想想问题，花点时间准备一下，检查我的错误。”我正在陷于极端苦恼的境地中，恩来同志受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委托，和陈毅同志找我谈话。

陈毅宽慰我说：“我犯的错误比你还大，改了就好，要努力振作起来。”恩来同志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你是信任的，让你代表政府做了许多工作，即使出了《刘志丹》小说这个问题，错了就改嘛。我们还是好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这包含着党的温暖和阶级友爱的语言，感动得我忍不住流出了眼泪，我向恩来同志表示我的决心： “总理，您放心，这点我还不会。我准备回农村去做个农民，革命也不是为了当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

周恩来的关怀使习仲勋受到很大鼓舞，深信自己的问题终究是可以搞清楚的。周恩来让习仲勋的秘书派车把习夫人齐心接回家。齐心一到家，周恩来就马上和她通电话，要她请假留在家里陪着习仲勋，并细心嘱咐她，要防备习仲勋有一念之差。习仲勋理解周恩来对自己的关怀之深。他告诫自己：要革命到底，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微薄力量，我不会有一念之差的。

康生企图把习仲勋等人置于死地，定性为“习仲勋反党集团”。周恩来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在中央会议上提出，不能把习仲勋定性为“敌我矛盾”，他还是我们的同志，可以把他安排到中央党校附近，找个安静的房子，让他住在那里学习。中央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这就暂时保护了习仲勋。1963 年，他到中央党校学习，实际是接受“审查”。1965 年夏天，他写信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要求“去农村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锻炼”。随后，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找习仲勋谈话，宣布中央让他到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副厂长的决定。他表示服从中央安排。洛阳矿山机器厂《厂志》记载：1965年12月，根据上级安排，时年52岁的习仲勋挂职下放，任洛阳矿山机器厂副厂长。这次下放工厂，习仲勋不坐办公室，一直在车间参加劳动，和工人打成一片，增长了许多工业知识和管理经验，为日后复出打下了深厚基础。习仲勋写的《我在洛阳矿山机器厂的一年》中说：“我在‘洛矿’的一年，也是我在生活征途中度过的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我要时刻珍惜它，借以砥砺自己。我在‘洛矿’的一年，实际上是上了一年的工业大学。我走出厂部，直接下到车间，与工人在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与工程师、技术员打交道，学习求教，这使我的眼界大开，增长了许多工业生产和管理方面的知识。” “通过与工人的共同劳动和交往，更使我亲身感受到工人阶级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他们是我的好老师、好朋友。”

“文革”期间，习仲勋被抓回陕西挨批斗。周恩来得知后，在接见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时批评了这种做法。他说： “他们不通过中央，私自把习仲勋抓到西安，这是十分错误的。现在习仲勋成了你们手里的‘刺猬’，看你们怎么办？”周恩来的意思很明白：习仲勋的案子属于毛泽东直接掌握的案子，陕西的群众组织根本没有资格过问。

4月5日，习仲勋致信周恩来，鉴于身体支持不下去，请求关注。周恩来为了保护习仲勋的人身安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1968 年初派出飞机，将习仲勋从西安接到北京，交给北京卫戍区“监护”。这对习仲勋来说，等于被保护起来。1972 年冬，齐心和孩子们商量，决定给周恩来写信，要求探望习仲勋。周恩来很快满足了这个要求。于是，齐心和孩子们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亲人。

悼念周恩来

1974年12月，毛泽东对《刘志丹》一案批示：“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予追究。”1975年5月17日，专案组通知习仲勋向毛泽东写信，“最多不超过4页，越少越好”并指明要写的问题。两天后，专案组对习仲勋宣布：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恢复‘文革’以前的结论”，解除监护。

此后，习仲勋被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将近3年。他同工人们在一起，感受到人民群众的淳朴和善良。有一次对工人们谈起党史时，他说：我们党从成立到现在已经 50 多年了，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是很不容易的。有多少先烈为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实现前仆后继英勇牺牲了。他们是英雄。我能够活到今天，那时候连想也没想过。我在 1935 年和刘志丹等同志被“左”倾路线整得差点被杀，但我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1962 年，我因《刘志丹》小说被打成“反党分子”被审查了 3 年，1965 年底，分配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了副厂长。“文革”开始后，我被红卫兵揪到西安批斗，又送回北京监护 7 年半。但我要活下去。我们国家、党内出了坏人，这只是暂时现象，正气一定要战胜邪恶，真理永远是真理，我虽然已 60 多岁了，但我绝不能白白地死去。我要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为人民做出贡献。

工作之余，习仲勋经常与工人们聊天。每当谈到周恩来时，习仲勋总是情真意切，说：周恩来真是肝胆相照，鞠躬尽瘁，忠心耿耿为人民。我担任国务院秘书长和副总理期间，经常和周恩来在一起工作、开会。他精力充沛，常常从白天干到深夜，困极了就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儿，又起来干到黎明。有几次周恩来开会到深夜，见我有些倦意，就告诉我明天不要来了，好好休息一下。周恩来时时刻刻关心着他人，惟独忘记了他自己。古今中外，这样的好总理真是难得啊。

周恩来逝世时，习仲勋十分震惊，眼含热泪，用松树枝和柏树枝做成花环，放在周恩来遗像前，表示沉痛吊唁。他向中央发出唁电：我在周恩来身边工作10年，情深谊厚，周恩来临终前没能见上一面，如今又不能亲自去京吊唁，是我终生遗憾。

习仲勋一直铭记并身体力行周恩来的谆谆告诫： “一个好的领导，要善于坚持正确意见，也要善于听取别人正确的意见，还要有勇气放弃自己的错误意见；要善于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的正确意见，也要敢于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这就有了民主，自己就能兼听多听，兼听则明嘛。”习仲勋恢复工作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永远难忘的怀念》一文，饱含深情，情真意切，怀念周恩来与自己的真挚情谊。这是两个革命家的深厚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