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习仲勋的真挚情谊【3】

共同纠正“左”倾错误

习仲勋晚年十分感慨地说： “从 1952 年由西北局调到国务院工作起，我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下工作 10 年左右，朝夕相处，耳提面命，亲聆教诲，获益良多，是我一生中受到教育和帮助最多的时期。”1958 年，周恩来率领国务院以及各部委负责同志到北京郊区的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周恩来和习仲勋一起“搭班子”拉车。习仲勋推车运送石头和泥土，周恩来在前面拉车。习仲勋尽量走得快点，担心累着周恩来，可周恩来的步子比他还快，拉着车子的绳子总是绷得紧紧的。他俩在工地共劳动 5天。习仲勋注意到，周恩来既坚持和大家一起劳动，劳动完后又总是抽出时间到附近群众的家里，盘腿坐在炕头上，亲切地和群众谈话，关心他们的生活。

1959年4月，习仲勋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参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法规的研究和制定及重要国务活动和外交活动。他主持制定一系列规范国家机关活动的规章制度，确保机关有效运转。他厉行节约，勤俭办事，树立为人民当家理财的优良作风。他兢兢业业、夜以继日，国政民事务必躬亲，充分展示他的卓越才能，受到周恩来高度称赞，被大家誉为国务院的“大管家”。

1960年10月，一些地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遇到严重困难，粮食问题成为周恩来日常关注的头等大事。西北地区某省一方面要求中央尽快给该省调进一批粮食，一方面却给中央机关送来 5 万斤鱼。对于这种行为，周恩来当即提出严厉批评。他明确指出：“这是走后门，不拿一个省开刀不行。”他请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将此事通报全国，并强调“从今以后，不许送中央一针一线一条鱼”。

接着，周恩来让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等人起草《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发往全国，要求“请一直传达到人民公社党委，企业、事业、机关、学校的党委和部队的团党委。”通知规定：一切单位都不准向任何单位和个人赠送礼物，不论礼物多少、贵贱、大小、新旧，也不许借用任何名义变相送礼；各厂矿、企业、人民公社试制成功的新产品，不许以献礼名义或其他任何名义赠送给上级领导机关或其他单位和个人；中央和地方各级负责人员下去视察工作和参观的时候，当地负责人不要迎送，严禁组织群众迎送。对于《通知》精神，周恩来、习仲勋等率先垂范，树立楷模。

1981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习仲勋回忆说：1958 年 8月，恩来同志让我带领 一 批 同志，到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等省和自治区去实地考察，调查研究大跃进的经验和问题。我们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干劲和智慧，看到许多基层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也看到了一些浮夸和缺乏科学精神的现象。那年本来是大丰收，由于把劳动力分散去大办水利、大办钢铁等，粮食和棉花在地里无人收割。浮夸现象严重。兴办水利，盲目大干，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大炼钢铁，盲目性更大，小高炉很多是用砖砌的，有的根本炼不出铁，即使练出铁来也不合格，造成人力和物力很大的浪费。我们回到北京后，向恩来同志如实汇报，还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写了书面报告。恩来同志反复强调，必须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规划，有步骤地实现已定目标。他还让我到北京市的怀柔水库去介绍在外地看到的兴修水利中的经验教训。经恩来等同志提议，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决定对大办水利和大炼钢铁等工作进行整顿。1959年6月，恩来、小平同志派出5个工作组，到一些地方进一步了解情况，派我带一个组到河南去。他指示要整顿大炼钢铁的工作，小高炉要定点，具备条件而又有发展前途的，就坚持搞下去，其他一律撤掉，把劳动力从钢铁、水利方面尽量抽下来，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他还让我们去了解人民公社化以后人民生活的状况。他指出，群众的积极性越高，就越应加以保护，引导向正确的方向发挥。

正是在周恩来倡导的实事求是精神鼓舞下，习仲勋对“大跃进”中出现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有力的抵制。1960 年 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等文件，开始解决全国农村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暴露出来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总理指示，1961 年 4 月 10 日，习仲勋带领国务院机关党委书记侯亢，国务院副秘书长曾一凡、赵守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李孟夫，国务院人事局局长金树旺，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黄仁、田方等 12 人组成中央工作组，来到“五风”较典型的河南省长葛县蹲点调查。

当时，长葛县委前任负责人骄傲自大，脑袋发热，铺摊子，摆阔气。放着老县城不用，兴建新县城。新县城仿照北京长安街的建筑设计，修建了仿照人民大会堂的礼堂，县委大楼、邮电大楼、武装部大楼等一字儿排列在宽敞的公路两旁，甚至动用民兵武装强制农民拆迁，占用大量耕地。习仲勋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长葛县委扩大会议上对此予以严厉批评： “长葛县的条件好得很，旧县城很多房屋可以住。难道非盖这么大一片不可？” “花这么多钱占这么多地修那么多房子，有什么好处呢？难道不修楼房不盖大礼堂，就不能实现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应该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到第一位。如果没有这一条，思想就成问题，要整风。脑子里没有群众利益，只有个人利益，这样的党员就不够格。任何党员在任何时候，考虑问题都要从群众利益出发，关心群众的疾苦。大办机关大盖楼房的做法是不对的……沿途还看见修的猪圈比群众住的房子还好，群众称之为‘猪宫’。拆人房，盖‘猪宫’，那像什么话。”他勇于担当，坚持实事求是，坚决反对“五风”，提倡科学精神，既实事求是地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报告南当时的实际情况，又教育干部和群众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坚决抵制“五风”。他的实事求是精神至今在中原地区广为流传。

20世纪60年代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有一天，周恩来要习仲勋一起到国务院机关食堂吃饭。周恩来排队买了几个窝窝头和素炒白菜，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与机关干部一道吃饭。周恩来一边吃饭、一边向机关干部们“调研”，询问机关食堂伙食情况怎么样？同时仔细观察大家的脸色，了解大家的健康问题。随后，周恩来对习仲勋说：我们要关心群众生活，机关食堂的主食和副食都差，看上去每天热量是不够的，必须设法改善群众生活。习仲勋雷厉风行，迅速贯彻落实周恩来的指示，国务院机关食堂建立了生产基地，自己动手，种地、养猪、磨豆腐等，机关干部的生活很快得到改善。这个办法，又被迅速推广到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机关食堂，对度过三年经济困难起了很大作用。

在迎接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时，有关建设部门规划的十大建筑中曾计划修建国务院办公大楼。周恩来看到设计图纸，征求习仲勋的意见。习仲勋说：人民大会堂是人民代表开会讨论国家大事的地方，需要建筑。中南海这个地方，过去袁世凯、段祺瑞等都办过公，我们拾掇一下就可以办公了，不一定要盖国务院办公大楼。若要盖办公大楼，府右街一片民房都要拆掉。周恩来非常赞成习仲勋的意见，马上说：“你的意见很好，和我的想法一样，国务院不需要盖办公大楼。在我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期间，绝对不盖政府办公大楼。”周恩来当机立断撤销了建筑国务院办公大楼的设计规划。

习仲勋在国务院协助周恩来工作长达10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发展和稳定作出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