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病中的周恩来为何突然张开嘴唱起了《国际歌》【2】

　　这段时间，没有会见，没有会议，也没有文件，更没有不速之客造访，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周恩来和邓颖超1925年在广州结婚，在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里，他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相濡以沫，堪称一对模范夫妻。在这生离死别的最后时刻，他们之间该有多少要说的话啊！可是，他们谈论的仍然是如何严于律己，遵守组织决定。至于他们认为不应该谈论的其他“心里话”，始终没有讲起。

　　邓颖超回忆说：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他对我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我回答他，“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邓颖超经常守候在丈夫身边，从精神上给周恩来很多的关怀和慰藉。在充分估计到自己“时间不长了”的时刻，对于“后事”的安排，自然成了他们商量的共同话题。

　　有一天，周恩来感觉自己精神还不错，他让妻子坐到病床边，两人又说起话来。

　　周恩来主要说自己的病情，他让邓颖超问吴阶平院长，他的意思是说，我走以后，不仅不要责怪任何人，而且要感谢医疗组和关心照顾他的所有人。

　　这些话说完，重病中的周恩来突然张开嘴唱起了《国际歌》——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句，却也让在场的人都感动不已。唱完这两句，他向在场的服务人员一一表示感谢，最后，他面向妻子深情地说了一句：“一切都拜托你了。”

　　此时的周恩来自知病已无治，因此提前向大家致谢。最让人感动的是，即使到了生命的倒计时时刻，周恩来也没有露出一点悲观失望的情绪，也没说过半句沮丧消极的话。

　　秘书们知道周总理得的是癌症，而且已是晚期，便要求去医院看望总理。作为年纪最小的秘书纪东，他在两个月前还经常出入医院，为总理处理公务，他那时看见总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但他始终觉得总理会好起来的，一定会出院回西花厅的。因为他清楚地记得，总理住院前他帮助总理整理文件时，总理看见一份涉及林彪调兵的文件，就将文件留下对纪东说：这份文件留下来，这件事情我是知道的，等我出院亲自处理。这句话给纪东留下很深的印象，也留下了很大的希望，这份文件纪东一直为总理留在办公室的保密柜里，希望有一天总理会回来亲自处理。

　　谁也没有想到，这份等着总理出院回来处理的文件，最终也没有等来主人批示的笔迹。

　　秘书们经过等待，终于获准在12月31日去医院看望总理。

　　他们到医院时，正好赶上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他一眼认出朝夕相处多年的秘书们，他抬起手扬了扬，用十分微弱的声音招呼大家：“你们来了。”秘书们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眼中永远不老从不喊累的总理，此时已经瘦弱不堪，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大家心痛万分却不能表达，只能努力地屏住急促的呼吸与一眨眼就落下的眼泪，静静地望着总理，在心里与他告别。

　　周恩来停息了一会儿又说：问家里同志们好——我累了——

　　周恩来说完这句话，慢慢合上眼睛又昏睡了过去。秘书们一出病房门，再也控制不住，纪东哭得蹲在地上，久久无法起身。

　　在周恩来去世一周后，邓颖超在同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医务工作者以及亲属的谈话中，作了这样的回忆：

　　我自己是共产党员，我用无产阶级的坚韧性，高度地克制我内心的痛苦，在他病中还要用愉快的精神和恩来一起同疾病作斗争。当他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挽救时，一再叮嘱我，死后不要保留他的骨灰。这是我和恩来在十几年前共同约定下来的。

　　1958年，恩来首先把他死去的父亲，我把自己死去的母亲以及重庆办事处的一些死去的同志的坟墓平掉，进行深埋。恩来还把他在淮安几代亲人的坟墓，也托人平掉，改为深埋，把土地交公使用。在中央作出人死后实行火葬这个决定不久，我们二人共同商定，互相保证，把我们的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撒到水里、土里去。

　　他自己就曾经讲过：人死后为什么要保留骨灰？把它撒在地里可以做肥料，撒在水里可以喂鱼。他还主张人死了以后应该作尸体解剖。在他病重住院期间，他曾专门交代医务人员：现在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医学发展作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

　　恩来对他的后事，曾经对我说过，丧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的任何人。

　　一定不要搞特殊化。

　　当时双方都知道，最后的诀别不久就会残酷无情地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然而双方把没有说的话始终埋藏在各自的心底，而且是永远地埋藏在了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