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基辛格1971年密谈中的台湾问题及日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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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周恩来与基辛格1971年密谈中的台湾问题及日本因素——基于美国解密档案的考察

[摘 要] 1971年7月中美北京密谈的主要目的是筹备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及就包括台湾在内的双边、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意见。中国领导人在会谈之初订立“互惠”原则，迫使美方为实现总统访华而必须在台湾问题上作明确表态。美方在先军事后政治的“两步走”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遭到中方否决后，又试图以“日本军国主义复兴”相威胁，实现延长在台驻军、维持美台军事防御关系的目的。但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以高超的外交智慧，最终迫使美方进一步作出反对日本军事实力进驻台湾、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的承诺。

[关键词] 中美密谈；周恩来；基辛格；撤军；台湾问题；日本因素

为筹备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事宜，1971年夏，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与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秘密晤谈。台湾问题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双边关系中的痼疾，也是这次北京密谈中最艰难的议题，双方都在密谈之前就政策内容、谈判原则及策略做了充分的准备。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和谈判策略是什么？其中，日本作为中国近邻、美国盟友、东亚强国，在中美关于台湾问题的谈判上又被赋予了什么样的角色？美国解密档案资料中关于中美密谈的详细记录，为今天追根溯源分析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一切事情都必须按照互惠的方式来”

1971年7月9日中午，基辛格一行秘密抵达北京。首日会谈于当日下午4点半在钓鱼台5号楼举行，双方分坐在一张铺着绿色台布的桌子两旁。周恩来的两边是叶剑英、黄华、章文晋，基辛格的身旁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员霍尔德里奇、洛德和斯迈泽。

以中国人的待客之道，周恩来请基辛格首先发言。孰料，基辛格便开始从“哲学”层面上大谈对中国的认识：“我们认为，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就、传统、意识形态和实力，需要它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到影响亚洲和世界和平的所有事务中来。”（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July 9， 1971， 4：35-11：20 p.m.，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361.） 这样的开场白在起初让中方代表颇为不惯，尽管如此，中方并没打断基辛格的“演说”。接着，他表示此行的主要目的有两个，首要的是议定尼克松访华事宜，其次还将讨论中美间共同关心的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亚洲和国际问题。（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362.）

听完基辛格的宣读，周恩来首先针对基辛格所言“平等”的关系回应道：“首要问题就是平等，换言之，互惠的原则。一切事情都必须按照互惠的方式来。”（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364.）周恩来以犀利的语言为此次北京密谈定下了原则，也给未来的中美关系定下了基调。

既然基辛格在发言中提到中美两国友好关系的历史，周恩来就给基辛格补起了历史课：“中美人民友谊的问题，早在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被讨论了。”他回忆道，早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他就对美国记者说：“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34页。）随后不久，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于1955年8月1日正式开始。然而，这场持续15年的会谈没能解决中美关系中的实质问题。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原因并不仅仅是基辛格博士所认为的会谈的“官方”性质，“而是在于是否有解决问题的意愿。这是关键”（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365.）。 周恩来的一番话意在提醒基辛格，长久以来中美关系的僵持、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拖沓不决，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没有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

他接着对基辛格此次来华的两个目标评论道：“你的第一个目标同你的第二个目标相连，因为你的第二个目标是进行预备性的会谈，以拉近我们的基本立场，使问题更易于解决。”（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365.） 尽管中方在会谈中始终强调不会为尼克松总统的访华设定前提条件，但这句话不难让基辛格掂量出周恩来前言后语之意：在台湾问题上向中方交待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是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必要成果，即“互惠原则”的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