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基辛格1971年密谈中的台湾问题及日本因素【3】

美方“挂钩”和“两步走”策略的破产

面对中方提出的要求，基辛格坦承自己有些措手不及：“我注意到，总理的评论超出了我们先前联络中交换的意见。”周恩来回答说：“这是因为，如果要交换看法，每一方就必须把对问题的全部看法都说出来。”（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368.）

那么，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策略究竟如何呢？在基辛格来华之前，尼克松亲自审查了基辛格及其助手准备的资料汇编，令他最为不满的就是对台湾问题的表述，认为立场“不够强硬”：“不到迫不得已，不要表达我们放弃支持台湾的意愿。……与中国人的会谈，不能让人看起来是在出卖台湾。”此外，不要在开篇就直白地谈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已经做了什么或是不再需要在台驻军，而是要强调“尼克松主义”的原则，表明美国没有必要在某个地区永久驻军。总之，应当让中国人感到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让步的意愿是“捉摸不定”的，不能看起来像是“抛弃了老朋友”。此外，尼克松还向基辛格提出了“挂钩”策略：“我们在台湾驻扎的6000名士兵，直接与我们在南越的作战行动相连。所以，如果越战问题解决了，那些军队也就不再需要了。”（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p355—357.）言外之意，如果中国想要美国从台湾撤军，那么中国领导人则不得不做北越领导人的工作，协助美国尽快“体面地”结束越战。美国从台湾撤军虽是迟早之事，但若能借此邀得中国对美国结束越战的协助，何乐而不为呢？

基辛格很准确地理解了尼克松的意思。于是，他在会谈中巧妙地向周恩来提出：关于台湾问题，可以分为“台湾和台湾海峡的军事问题，以及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关系演进”两个部分。闻此，周恩来立刻觉察出其中隐藏的内涵，直截了当地表示：“这不同于我们的看法。我们坚持，我们同台湾的关系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并重申中方根本立场：“如果要在中美两国间建立关系，美国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须回归中国大陆。在这些前提下，美蒋条约将不复存在。”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p368—369.）

既然周恩来强调的是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提条件，这就给基辛格的反击留下了空档。他说：“我明白您说的关于建交的问题。但是先让我谈谈在我们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台湾在我们关系中的状况。”这就把周恩来的底线条件推延到中美谈判建交时再去解决。按照军事与政治“两步走”的方式，基辛格解释说：美国在削减驻台军力方面已经做出了积极的主动。美国从台湾的撤军计划是：在越战结束后的一个明确的、较短的时间内，撤出与对台防御无关、与美国对越作战相关的三分之二军队；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美国将逐步减少其余三分之一负责台湾防御的驻台军队。（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369.）

至于台湾问题的政治方面，基辛格接着说：“我们不支持‘两个中国’的解决方案或‘一中一台’的方案。”至于中美建交的问题，他表示：“我们不应当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被迫正式宣布（建交），这么做本身没有实际意义。但是，只要你们和我们达成了基本的共识，我们也不会阻挠双边关系向着这个方向发展。”（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p369—370.）这就等于把发展中美两国政治关系的责任推给了中国，迫使中方在建交的政治条件上做出妥协。

最后，他补充说，这些原则是尼克松政府提出来的，中方可以凭信。但是，实施政治步骤的时间还需要双方再做进一步的讨论。他强调：就台湾问题而言，“实施军事步骤比实施其他需要更长时间完成的步骤更为容易”。（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370.） 基辛格把从台湾撤军一事同越南停战相挂钩，还威胁如果越南难以实现和平，则印支战火将“可能再次打断我们关系的改善，损害我们的利益”。尽管美国在柬埔寨、老挝的军事行动和在其他地区可能发生的行动并不是针对中国的，“但这不可避免地将对我们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基辛格这番话意在向中国领导人施加压力，迫使中方协助促成美越和谈。（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373.）

针对基辛格的表态，周恩来首先重申中方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再对基辛格所言美国政府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态度表示赞赏，认为这显示出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景很有希望。但话锋一转，他巧妙地以美国国内选举政治为突破点，击破了基辛格以时间为借口、以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为条件向中方施压的意图。周恩来说：“我明白需要一段时间，但是留给尼克松总统的时间并不多了。”尼克松的任期还剩一年半，如果连任，则是五年半，那就到了美国建国200年的时候。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时机已经到来，“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这就成为影响他能否连任的因素之一”。

尼克松若能成功打破中美关系的坚冰，毫无疑问，将会有力地推动他成功连任。这一点，基辛格当然心知肚明。但为了不让中方握住要价的砝码，他立刻否认说：“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与总统的连任没有关系。世界和平不能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与，这是他毕生的信念。这些决定是基于美国的永久利益而做出的，并非是尼克松总统的个人利益。” 但听闻周恩来屡次重申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政策立场和中美建交的问题，使得熟谙“挂钩”策略的基辛格内心再次揣测，这是否是中国人在给尼克松的访华设置前提条件。他于是问道：“总理是否将总统与毛泽东主席的会面，同实现建立外交关系相联？或者，两者是否可以分开？”周恩来回答说：“并不是绝对的。……（建交）可以让他们的会谈更轻松。但是，如果你们需要一些时间，我们也能理解。”看到中国领导人并非咄咄逼人，基辛格也坦陈：“我把我个人的推测告诉总理。如果东南亚的战争结束，我们能够在这一届总统任期基本解决涉及台湾的军事问题。我们肯定能在总统第二任期的初期阶段解决政治方面的问题。”（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p370—371.）这样一来，基辛格向中方交出了美方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表。

但是，基辛格的承诺并没有让周恩来放心。周恩来追问道：“贵国政府对于所谓的‘台湾独立运动’是什么态度？美国政府的一些人，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是否给予了支持？”闻此，基辛格似乎有些意外。他回答说：“台湾人？我们不会支持。在世界上很多人的头脑中，中央情报局的能力都被夸大了。”他再次向周恩来保证，他会努力“管好”美国政府的情报部门，美国不会支持“台独”。（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3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