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德回忆伯父伯母：伯伯每月从自己工资中给我们家补助【6】

　　六、有情有义又念旧的伯伯

　　伯伯虽然身为国家总理，却很念旧，讲情义。五六十年代时，尽管他工作繁忙，日理万机，仍经常抽空约见一些过去的老战友、老部下，以及他们的子女。还有几次，他将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的一些老同学如李福景、潘述庵、李愚如、张鸿诰等请到西花厅相聚，并由我父母作陪，共同叙旧又谈新。

1960年春节前，伯伯请四十年前南开的老同学相聚，由我父亲作陪。左起：李子克、李愚如、潘琪华（潘述安之女）及女儿、伯伯、潘述安、李福景、周同宇

　　1960年，伯伯在南开学校读书时的多年同窗好友，并在同一寝室住了两年多的张鸿诰，刚从东北调到北京，在水电部电科院任高级工程师。伯伯请他和几位老同学聚餐，这也是几十年后伯伯第一次见到张鸿诰。席间，伯伯举筷为张鸿诰布菜时，手一停，问道：“纶扉（张鸿诰之号），士琴（我母亲名为王士琴）叫你大姨夫，我可怎么称呼你呀？”

　　“各论各叫吧，你还叫我大哥，同宇可得随士琴叫我大姨夫了！”张鸿诰似乎事先有了思想准备，随即答道。

　　原来，年轻时，1917年伯伯在南开学校毕业后，与一些同学同去日本留学。伯伯在1919年四、五月间回国并参加了“五四”运动，而张鸿诰仍留在日本学电机，学成回国后在哈尔滨电业局做工程师。30年代我父亲在哈尔滨谋生，就常常去看望这位自己哥哥的老同学张大哥。而张鸿诰还是我妈妈的大姨夫。我爸和我妈已经相识后，才又互相知道了这层关系，双方都因张鸿诰而加深了彼此的信任和感情，这也促成了他们的婚姻。从此，我爸当然要随着我妈对张大哥改口称为大姨夫了。

　　在多年的交往中，有时张鸿诰会对我爸妈谈到他与我伯伯在南开学校读书时的情形，我妈至今记忆犹新：

　　“恩来的学习非常勤奋、努力。家中清贫，他就想出为学校刻蜡版的办法，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一年后，因他的学习成绩好，人品好，校长很赏识他。

　　“恩来在学校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6岁时与两个同学发起组织了敬业乐群会，创办了会刊，组织会员阅读进步书籍、报刊，开时事讨论会、讲演会等。他不愿当头，让别人做会长，可大量的实事都是他干。他从来不计名分，同学关系、师生关系都处得很好。”

　　这次席间，张鸿诰还对我伯伯说：“你离开日本前写给我的诗，我还保存着，将来我要拿出来交给博物馆。”

　　“我那首诗交到博物馆？不够格，不够格！”伯伯立即想到40年前的那首诗，忙真诚且谦虚地说。

　　聚会临别时，伯伯送给每家一包花生米。这在当时的经济困难时期，可真是一份极受欢迎的礼物呢！

　　1977年初，为了悼念伯伯去世一周年，也为了慰藉七妈，张鸿诰把我妈妈找到他家中，给我妈看这件他历经战乱、精心珍藏了58年的伯伯写的那首诗，请她转交给我伯母。我妈打开这幅字体娴熟的诗，诗中写道：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当时张老先生回忆说：“1919年初，恩来在日本要回国前，我们几个同学为他饯行，事前准备好了笔墨纸张，席后互相提笔留言。这时恩来想起他1917年9月在天津登轮前往日本时做的一首七言诗，题写下来赠送给我。”（据我母亲回忆，认为伯伯诗中第一句用的是“棹头东”而非“掉头东”）

　　张鸿诰还特意介绍了一段经历：“恩来的这首诗，我一直珍藏着。回国后在日伪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代，时常有被军警突然搜查的危险，我为了保存这首诗，实在没办法，只好忍痛割爱，把恩来的签名部分裁掉，再裱糊起来，把它和其他字画混在一起。并准备好如果军警问到这是谁写的，就回答说：我不知是谁写的，这是我在字画摊上看到，认为这字体好，买下来的。这样手迹才保存了下来。”

伯伯于1919年所写《大江歌罢掉头东》之手迹，左下角的签名是被收藏者忍痛割爱裁掉的

　　我想，如果没有张鸿诰老先生冒着危险精心珍藏，我们现在也就看不到这首表达伯伯少年壮志的诗篇了。可想而知，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不知伯伯还有多少文章、诗赋等手稿失散世间，未被人们发现，现在想起来就深感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