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被批斗后周恩来发怒：这是给国家抹黑【4】

　　广东改革开放事业的先驱者

　　粉碎“四人帮”后，习仲勋满怀信心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1978年3月，习仲勋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78年4月，习仲勋离开北京，正式到广东上任，担任省委第二书记。同年底，习仲勋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1979年12月，在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当选广东省省长（任期至1981年2月）。1980年起，习仲勋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主政广东期间的习仲勋，以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工作态度，为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习仲勋主持广东工作时，正是党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的转折时期。1978年7月，习仲勋到宝安县城深圳，并到沙头角镇“中英街”考察。一街之隔，香港那边显得繁华热闹，而我们这边却荒凉冷清，不少人跑到那边去不回来，习仲勋心里很难受。他对当时宝安县委和沙头角镇的领导干部说，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旧的框框多，特别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许多本来是对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习仲勋支持和鼓励宝安的同志：“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后来，有一次习仲勋去深圳检查工作，正好碰上农民外流，冲击了边防线。

　　风波停息后，习仲勋感触很深。香港人中80％以上是广东人，为什么在香港能把经济搞好而在国内却不行？习仲勋认为，关键是政策问题。为此，他几次亲自对边境地区进行调查，对他认识广东和考虑解决广东的问题，是有重要作用的。通过实地考察，习仲勋感到广东具有快速发展的优越条件，中央应该赋予广东更加灵活优惠的政策，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省委其他领导同志也有同样的想法。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前，习仲勋在准备关于广东工作问题的汇报材料中，就讲到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广东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比如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以便把一些国营农场、畜牧场、海水养殖场等装备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同时在靠近香港的地方搞拆船业，以解决钢材之需，发展支农工业；他还希望中央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加强调查研究，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这些要求在今天看来是很有限的，但当时已是一种要求突破旧体制的构想，代表了一种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发展生产力的渴求。

　　在出席了中央工作会议后，习仲勋接着又出席了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后，习仲勋和广东省委书记王全国一起到中组部招待所看望了将要调往广东担任省委第二书记的杨尚昆。1979年1月8日至25日，习仲勋一回到广东，就召集省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联系广东实际，研究如何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次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在广东改革开放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明确提出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会议同时强调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要整顿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要解决好一部分遗留的问题。会议还对过去反右斗争的遗留问题、反“地方主义”等历史问题，分别提出了纠正或进行复查的处理意见。

　　这次会后，广东省委的领导分头到各地调查研究，进一步思考如何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广东的实际出发，把“四化”建设搞得快一些。习仲勋和省委常委经过调查得出结论是：一定要根据广东的特点充分发挥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先走一步。习仲勋说，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如果广东还是慢步或原地踏步，我们心里也不安。此后，习仲勋和省委书记吴南生向正在广州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元帅汇报了广东省委的意见。叶帅显得很高兴，说：好呵，你们赶快给小平同志汇报。

　　1979年4月初，习仲勋等广东省委领导同志赴北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调整国民经济和当前思想理论工作。在会上，习仲勋和王全国多次讲了广东的情况和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如何利用广东的有利条件为国家多创外汇问题。先是在中南组会议上，习仲勋快人快语，直截了当地向参加会议的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中央领导同志问广东要些什么权。习仲勋讲了广东希望中央给个新的体制和政策。他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广东作为一个省，是个大麻雀，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又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后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各组汇报时，习仲勋再次讲：广东要是一个“独立国”的话，现在会超过香港。习仲勋这个尖锐、直率同时又是合理的要求，引起大家的关注，也得到许多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的支持。

　　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省委书记刘田夫（1983年3月起任广东省省长）等广东省委领导同志又单独向邓小平作了专门汇报。邓小平对习仲勋等人的汇报很是赞赏，说：新加坡吸收外资开厂，利润收入百分之五十可以拿到，还有劳务收入、税收。邓小平又说，广东、福建有这个条件，搞特殊省，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只要不出大杠杠，不几年就可以上去。美国人问我，你们这样搞会不会变资本主义？我说，我们赚的钱不会装到我们这些人的口袋里，我们是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变不了资本主义。如果广东这样搞，每人收入搞到1000至2000元，起码不用向中央要钱嘛。广东、福建两省8000万人，等于一个国家，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

　　习仲勋向邓小平建议，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必要的自主权，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举办出口加工区。其实一开始并没有叫特区，因为在沿海搞来料加工，王全国最早提出来叫加工出口特区，后来广东省委在书面汇报中写成出口特区。在同习仲勋等人谈话中，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会后，习仲勋等人很快回到广东。还在北京时，他就要秘书打电话给省委、省政府，把党中央批准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的消息传回来，以便做好必要的准备。

　　在邓小平提出创办“特区”不久，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立即率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段云，国家进出口委副秘书长李灏等组成了一个工作小组赴粤闽两地。来广东前，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都专门找他谈了话，叶帅对此也很关心。谷牧按中央的决定，在广东进一步作细致的调查、研究，并帮助广东省委起草一个文件《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报中央。谷牧后来又到了福建，帮助福建的同志准备报告中央的文件。谷牧从深圳回来后，向邓小平汇报了粤闽两省对外开放与特区建设发展情况。最后，谷牧提个问题，现在他们叫了各种各样的名字，恐怕中央要统一定个名。邓小平不假思索地说：“就叫特区嘛！”同日下午在中南海散步时，谷牧遇到了邓小平。邓小平说：“谷牧，上午给你讲的，记清楚了吧，就叫特区，不要改了。”

　　1979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正式出炉，也就是广东干部群众所熟知和对之充满感情的“中发（1979）50号文件”。50号文件给广东、福建两省在计划、财政、金融、物价等方面以较多的自主权。特别在外贸方面，允许广东有权安排和经营自己的对外贸易，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和合资经营等项目，省里可以自行审批。还确定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1980年3月，中央在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参加的会议，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

　　对于中央根据广东省委的要求做出的这一重大决策，习仲勋感到责任重大。他多次讲，他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广东有了这个权，可以先走一步，充分发挥广东优势，也为全国摸索一点经验，这个任务很光荣；惧的是，任务艰巨，缺乏经验，能否搞好，有些担心。习仲勋从北京回到广州后，广东省委于1979年5月至6月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和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会议期间，在穗的叶剑英元帅接见了广东省、地、市、县的主要负责人。叶帅语重心长地勉励大家努力工作，使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并强调在上下之间、地方干部和外来干部之间要加强团结，为把广东的工作搞上去做出贡献。从这以后，广东根据中央的方针，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创办经济特区。开始了新的征程。

　　1979年9月，习仲勋和杨尚昆出席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接着又参加了党中央召开的一个讨论经济工作的座谈会。会议期间，邓小平对广东办经济特区问题作了重要批示。要广东省委放手搞，加紧搞。要宽些，快些，小手小脚没办法搞。邓小平还说：将来台湾回来，香港搞回来，也是特区。过去陕甘宁也叫特区。是我们中国的地方就是了。邓小平的批示，给广东的同志增添了新的巨大的力量。广东省委对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作了规划，加快了步伐。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委员长主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批准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1980年9月24日和25日，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一起来到北京，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广东的工作，并得到中央负责同志的全力支持。中央书记处的会议纪要写道：“中央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办理。”当时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引用京剧《孙安动本》的故事，说定国公徐龙手上有明太祖所赐的黑虎铜锤。既然有中央的文件为凭，广东在实行特殊政策方面胆子就要大一点。此后连续几年，党中央、国务院都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研究和解决两省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来到深圳视察。邓小平对深圳的同志说：“试办经济特区是中央的决定，我的主张，究竟办得成功不成功，我要来看一看。”当听到创办特区几年来工农业产值、财政收入增长情况时，邓小平插话：“那就是一年翻一番喽。”深圳市委书记梁湘答道：是的，一年翻一番。邓小平听后点了点头。从24日到26日，邓小平在深圳视察了国贸大厦、深圳渔民村、蛇口工业区，26日晚上，邓小平为深圳写下了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1980年9月，习仲勋被补选为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调广东的习仲勋、杨尚昆回到中央工作，他俩的职务分别由任仲夷和梁灵光接替。任仲夷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梁灵光任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1981年3月，刘田夫正式接替习仲勋担任广东省省长。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习仲勋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习仲勋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

　　在此期间，习仲勋参与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的研究、制定，处理了许多重大和复杂疑难问题。在拨乱反正，推动组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现干部的新老交替，精简机构，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等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1988年4月，习仲勋当选为七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亲自主持多部法律、条例的审议，参加了全国人大与外国议会间的交往活动，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2002年5月24日，习仲勋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来源: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