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被批斗后周恩来发怒：这是给国家抹黑【2】

　　图为齐心（左）与习仲勋

　　毛泽东夸赞习仲勋，“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西北地区幅员辽阔，但是政治复杂，经济落后。习仲勋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方针进行。“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争取宗教方面人士，然后去发动，不可颠倒过来。”这是习仲勋当时解决民族矛盾的方式。新中国成立前后，在青海，大小叛乱很多。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中央政府，便是习仲勋在西北地区解决众多民族问题中一个重要贡献。

　　青海省地处黄河上游两岸，地势险要，林深山高，住着昂拉部落，实行“政教合一”政治制度，项谦任千户职位，是青海有名的千户，游移不定，反复无常。藏族人民对共产党和解放区还不了解，项谦更是心存疑虑。青海军阀马步芳部发动叛乱，被人民解放军剿灭。平叛之后，残余叛乱分子拉拢项谦叛乱，让他出任“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军长。习仲勋认为，如何正确解决昂拉叛乱，不仅对解放昂拉藏族同胞关系重大，而且对于共产党在青海工作关系极大，甚至对甘、川、康藏区，乃至西藏也有重大影响，因此要求必须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首先要用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必须采取反复争取，实行特别宽大政策。习仲勋不是单纯考虑项谦个人问题，而是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出发，团结包括藏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

　　习仲勋给青海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打电话，认为决不能采取武力。为了和平解决问题，习仲勋前后数十次派人争取项谦。项谦一度归顺，不久又反叛。受习仲勋委派，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后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去做项谦的工作，最终使项谦在1952年7月1日向人民政府投诚，此后再未反叛。项谦后来陆续担任了青海尖扎县人民政府县长、黄南藏族自治州副州长。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一事情的前前后后。毛泽东十分赞赏，称赞道：“诸葛亮有个七擒七放，我们还多，我们来个十擒十放。”后来，毛泽东见到了习仲勋，开玩笑地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1951年春，新疆以乌斯满为首的叛匪残余势力在新、甘、青三省交界处抢劫，破坏民族团结，情况相当严重。加上新疆工作中出现了“左”的做法，使问题更加复杂。引起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严重关切。在提出西北土改问题时，中央和西北局特别指示新疆、西藏的土改工作缓行，即现在不搞土改。但是，新疆区党委不但拒不执行这项重要决定，反而提前进行土改，抓了一些当地少数民族及宗教界的重要人士，一时局面混乱，并出现逃亡浪潮。西北局严令新疆区党委停止这种做法并上报中央。毛泽东对此非常生气，将新疆区党委负责人召到北京，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责令他们改正错误并改组区党委。

　　1952年7月，奉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命令，习仲勋亲赴新疆解决民族纠纷事件，稳定了新疆政治形势。除撤换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外，毛泽东还两次交待习仲勋要将另一位负责人开除出党，措辞严厉。当时习仲勋对此事因特殊原因作了冷处理，未将此人开除出党，最后只以暂时降级使用了事。曾任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主席的李瑞环同志曾讲过这样一句话：“李维汉和习仲勋同志关于民族统战工作方面的讲话和著作，是我们当今民族统战工作的法宝。”

　　文艺工作者的贴心人

　　1951年秋，毛泽东准备让习仲勋担任中宣部部长，他在同胡乔木、林默涵两位同志谈话时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1952年初，毛泽东在与薄一波谈话时问道：“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薄一波的回答是：“年青有为。”在延安时，他就听到过毛泽东以此语赞誉过习仲勋。毛泽东说：“如今已经‘炉火纯青’。”

　　担任中宣部部长前，习仲勋曾真心实意地向毛泽东反映，按照他的经历和水平，难以担当起领导全国宣传文教的重任。毛泽东打了个比方：“蛇，看起来十分可怕，但印度人耍蛇，得心应手，关键在于真正谦虚地摸到事物的客观规律，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好!”

　　1952年9月，习仲勋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他主持制定“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16字方针，指导了建国初期的文教工作。在1953年3月第一届电影艺术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发表了长篇讲话，在文学艺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受到作家艺术家们的交口称赞。

　　习仲勋是一位内行的文艺领导者。他认为，一些作家进城几年不出作品，作家有责任，但是党的领导也有责任，领导应为作家创造条件到群众中去。为给文艺工作者创造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习仲勋认为，对有些作品不是基本立场观点上的错误，不能完全否定。即便是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也要耐心帮助，而不是乱上纲上线，扣大帽子，要善于引导作家前进，要鼓励作家的旺盛士气，要激发作家的创作热情。

　　习仲勋对于文艺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可以追溯到主政西北局的时候。1947年4月5日，西北局召开陕甘宁边区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到会讲话，他号召文艺工作者配合西北人民解放军，枪杆子到哪里，笔杆子就到哪里，动员广大人民为反蒋（介石）、胡（宗南），反封建而斗争。习仲勋关心文艺工作者的实际困难，为他们排忧解难。同年l0月，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在西安组建香玉剧社，自任社长。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全国上下掀起了支援抗美援朝正义战争的捐献热潮。朝鲜战场传来消息，我军某高地遭受百余架敌机的丧心病狂的狂轰滥炸，全连战士壮烈牺牲，阵地失守，常香玉听到广播后悲愤难眠。翌日清晨，她把丈夫陈宪章拉起来说：“宪章，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打得很艰难，咱能不能为他们做点事？”陈宪章理解她的心情：“咱俩用义演的办法为志愿军捐一架飞机吧！”不久，习仲勋知道了这件事，充分肯定了常香玉的爱国热情，他指示说：“就用‘香玉剧社’号战斗机的名义进行捐献演出吧！”为了帮助常香玉搞好义演，习仲勋委派西北局文化部的马运昌、毛云霄、荆桦三位干部协助剧社从事捐献演出工作。对在建国后“左”的路线中受到打击、经历坎坷的丁玲、胡风等作家，习仲勋也给予了很大的关心。丁玲和胡风去世后，因为悼词问题，家属和有关方面存在分歧，习仲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肯定了他们的历史贡献，使得追悼会顺利召开。

　　1953年9月后，习仲勋历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1959年4月，他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习仲勋参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法规的研究和制定，以及重要的国务活动和外交活动。习仲勋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条例，为规范国家机关活动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他在国务院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长达10年，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