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怒斥环保弄虚作假：骗了活人骗死人【3】

支持参加联合国首届人类环境会议

　　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公害事件不断发生，一些国家的媒体开始报道公害事件的真相，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968年，根据瑞典的建议，第23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决定于1972年召开人类环境会议（即联合国第一次环境会议）。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关保护环境的全球会议。1972年2月，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邀请中国参加。此时中国正值“文革”时期，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还是决定组成30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世界性会议。周恩来指示：“要通过这次会议了解世界环境状况和各国环境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并以此作为镜子，认识中国的环境问题。”

　　在确定代表团组成人选时，相关部门开始拟就了以卫生部人员为主的名单，报送国务院审定。周恩来指出，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个卫生问题，还涉及国民经济的很多方面，代表团成员还应包括综合部门的同志。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最后确定的代表团成员来自计委、工业、农业、水利、卫生、外交等部门，团长为燃料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唐克，副团长为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共计20多人。

　　为参加联合国首届人类环境会议，中国政府要按规定提交一份报告。周恩来在审阅报告草稿时，发现其中大讲中国取得的建设成就，而对公害、污染问题只字未提。阅后，他对起草人严肃地说：“还是实事求是嘛！我们也有环境问题，不好回避。西方环境不像你们讲的那么差，我们这里也没有这么好，污染到处都有，一些地区很严重。北京就有污水，冒黑烟。不能只把公害说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顽症。”周恩来不但对文件草稿提出具体意见，还亲自提笔修改。于是，在中国代表团提交大会的文件中，增加了“中国也存在环境问题”一节。

　　1972年6月5日，联合国首届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此次大会共有18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参加，102位国家元首与会。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大会，也是人类环境与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一次盛会。中国代表团对将由会议发表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草案提出10条修改意见，结果有3条写进了宣言，另外7条的观点也被一些条款吸收进去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后，中国环境问题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周恩来明确表示：对环境问题再也不能放任不管了，应当把它提到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来。在周恩来的提议下，中国派出了城市建设考察小组到国外去考察。

　　防治环境污染要坚持“预防为主”原则

　　1973年8月5日至20日，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会议召开之前，国务院环境检测小组作了一次全国性的调查，要求各省都要调查环保问题，还给各省设定了一些课题。汇总起来，环保问题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是沿海，大连湾、胶州湾及上海、广州等沿海地区的海水污染较严重，其中海湾的污染已经非常严重；第二是城市的大气污染；第三是水污染；第四是生态破坏。上海是工业比较集中的城市，环境问题比较突出，大气污染、水质污染非常严重。周恩来在参加第一次全国环保会议上海小组讨论时说：你们喝喝北京的水，是不是比上海的水好啊。上海的人对上海的水质意见很大，有味道。黄浦江的污染不治理不得了。

　　周恩来认为，防治环境污染要坚持“预防为主”原则，不应该在环境污染发生后再去治理，而要积极主动地防止环境污染的出现。周恩来在第一次全国环保会议的讲话中，特别强调如何治理环境污染、怎样保护环境的问题。他指出，控制环境污染最有效的方法，应该是从方针上确定“预防为主”，而不是在污染问题出现后再去处理；对于出现了的一些问题，要马上解决。“预防为主”的方针，首先实施于卫生部门，现在应该把它推广到环境保护上来。他说：我们一定要重视环境保护问题。我国的工业化刚刚起步，我们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要避免出现环境污染的情况。我们应该从建设一开始，从产品、厂址、技术设备选择时，就注意环境保护。要考虑到建起来之后，对环境可能造成的污染和破坏。我们搞建设，一定要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子孙后代，不要做对不起子孙后代的事情。

　　第一次全国环保会议研究了我国的环境状况，并将各部门反映的比较严重的环境问题集中登载在12期会议简报增刊上。周恩来看后，将简报批转给中央各部部长和各省省委第一书记（包括各自治区区委第一书记、直辖市市委第一书记）阅看，以引起相关领导的重视。这次会议虽然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但它标志着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开始，为中国的环保事业作出了应有的历史贡献。具体来说，这次会议取得了三项主要成果：第一，向全国人民、也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不仅认识到存在环境污染，且已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而且有决心去治理污染。会议作出了环境问题“现在就抓，为时不晚”的明确结论。第二，审议通过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32字环境保护方针。第三，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环境保护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后经国务院以国发〔1973〕158号文件批转全国。

　　据国家环保局的资料显示，仅1970年到1974年，周恩来关于环境保护的讲话就达31次之多。同时，他还是我国环境保护法制化的促进者，推动了中国第一部环境保护法规——《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的出台。

　　1973年8月制定的《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明确规定了“三同时”制度，即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这一制度是周恩来提出的“预防为主”原则的具体体现。此后，“三同时”制度成为我国防治环境污染的基本措施。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对“三同时”制度从法律上加以确认。

　　在国发〔1973〕158号文件中，国务院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设立精干的环境保护机构，给他们以监督、检查的职权”。根据文件规定，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建立起环境保护机构。在周恩来的多次指示和督促下，从中央到地方相继建立起环境保护机构、环境监测和科研机构。1974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由国家计委、工业、农业、交通、水利、卫生等有关部委领导人组成，余秋里任组长，谷牧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工作。同年11月，重庆市成立了市环保局。这是我国出现的第一个环保局。

　　周恩来在晚年患病住院期间，仍一直关注着环境保护工作，多次作指示。他认为环境保护工作始终应该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应搞好工业、农业、林业、水产、交通、卫生、城建、气象、海洋、地质等各个方面的协调工作。

　　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召开之后，中国的环保事业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有关环境保护的法规先后出台，如《森林采伐更新规程》（1973年）、《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197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止沿海水域污染暂行规定》（1974年）等。也就是从那时起，一批国外先进的环境监测仪器和设备引进国门。官厅水库的水质污染、包头钢铁厂的烟尘得到了有效的治理，连北京的垃圾桶都开始重新设计和设置。

　　中国首任环境保护局局长、曾参加过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的曲格平指出：“1972年，周恩来总理在国难当头之际，毅然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让闭目塞听的中国人走出国门，睁眼看看世界。这次会议无疑是一次意义深远的环境启蒙，使我们开始看到了自身的环境顽疾。197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它犹如一声惊雷，惊醒了沉醉于‘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人，使我们开始认识到自己国家所面临的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从此，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开始了艰难的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