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学生时代：在南开学校时是成绩最优的学生【4】

赴日求学：在挫折中成长

从南开学校毕业后，周恩来希望能继续求学。由于家境贫寒，他决定报考日本官费学校。当时，中日两国之间有一个由日本政府指定学校为中国代培留学生的协定。该协定规定：中国学生凡能考取指定的日本大专学校之一的，可以享受官费待遇，直到学成返国为止。

1917年7月下旬，周恩来和李福景等同学去北京筹划赴日本官费留学事宜。经过奔走，靠同学、师友的帮助，筹集到一笔最低限度的费用。此时，周恩来的伯父周贻赓已被调充奉天全省清丈总局西安清丈行局科员。周恩来非常感激伯父的抚养，所以行前特地到东北探望伯父，并到沈阳母校同师友相见话别。8月13日，他为同学郭思宁题写临别赠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表达出他振兴中华的愿望。

1917年9月，周恩来由天津登轮船赴日本。10月，他进入日本东京神田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文，准备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如果考取其中的一所，就可以得到官费学习的待遇。

由于学习备考时间很短，周恩来倍感压力。1917年12月19日，他致信在美国依阿华州格林奈尔大学学习的南开同学冯文潜，谈旅日留学生活，说：“弟自来此预备，尚称合式。”“官费考试在明岁六月，届时背城一战，成败与否不敢预料。”在日记里，他还写道：“我想我现在已经来了四个多月了，日文日语一点儿长进还没有，眼见着高师考试快到了，要再不加紧用功，不要说没有丝毫取的望，就是下场的望恐怕也没了。”“我一个人，除了念书，还有什么事做呢？用功呀，用功呀，时候不再给我留了。”

1918年3月4日至6日，周恩来投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共考日语、数学、地理、历史、英语、物理、化学、博物8科，还进行了口试。遗憾的是，因日文成绩不好，他未被录取。不过，周恩来在精神上并没有过于沮丧。此后，为准备7月投考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他打起精神，给自己制定了紧张的学习计划。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自从考完了师范后，心里头非常的着急，以为七月里考第一高等，功课若不预备好了，定然没有取的希望。要打算取上，非从现在起起首用功，断然没有把握。”他还制定了高度紧张的计划：每天读书13.5小时，休息和其他事3.5小时，睡眠7小时。

不过，由于参加留日学生爱国运动，使得周恩来的复习计划几乎完全被打乱。直到6月初，他才重新开始温习功课，全力以赴准备考试。1918年7月2日、3日，周恩来投考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又因日文成绩不理想，未被录取，心情懊丧。在随后的日记中他写道：“昨前两日试验失败，心中难堪异常。”“这叫做自暴自弃，还救什么国呢？爱什么家呢？不考官立学校，此羞终不可洗。”

1919年3月，周恩来得知南开学校即将创办大学部的消息后，决定回国学习。临行前，他以《大江歌罢掉头东》一诗，书赠为他饯行、一同赴日求学的南开同学张鸿诰，在附言中表示：“返国图他兴。”尽管未能进入日本大学深造，但留日期间的自学和实践活动，还是给周恩来带来很大的帮助，思想上的进步更是十分明显。

勤工俭学：确立共产主义信仰

1919年9月25日，周恩来出席南开学校大学部的开学典礼，是该部的第一届文科学生。为进一步探求救国真理，经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推荐和资助，周恩来决定到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英国留学考察。1920年10月8日，他和南开同学李福景同获北京华法教育会开具的赴法证明。行前，他与天津《益世报》商定，作为该报驻欧记者，以撰写旅欧通讯所得稿费来维持旅欧期间的生活。

1920年12月13日，周恩来与李福景等人，乘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抵达马赛港，随即换乘火车到巴黎。周恩来在此短暂停留后，于1921年1月5日赴伦敦，开始对英国作“社会实况之考查”。由于伦敦生活费用大，他决定投考位于苏格兰首府的爱丁堡大学。1月25日，周恩来致信严修，禀报办理入学手续之事，并谈及欧洲现状，说：“法受欧战影响为最大，战地恢复旧观至今日犹不能达百之五六，满目疮痍”“物价高贵，失业者多，劳资阶级之争无或已时，是欧洲执政者所最苦耳”。

相较于赴日之时，周恩来在思想上成熟了许多。赴欧之后，他广读博览，涉猎各种学说思潮，以审慎求真的态度，“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1月30日，他致信表兄陈式周，探讨救国之道，说：“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留学的目的“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至若一定主义，固非今日以弟之浅学所敢认定者也”。在比较了俄、英两种改革社会的途径后，说：“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同时又说：“以今日社会之麻木不仁，‘惊骇物议’，虽易失败，然必于此中乃能求振发，是又弟所深信者也。”

由此可见，已经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周恩来，如今想在欧洲实地考察一下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真相，进一步了解欧洲各种改造社会的主张，从而最后选择并确定自己所要走的道路，并把它应用到中国来，寻求拯救中华的具体途径。

按照出国前的约定，周恩来赴欧后即准备给《益世报》撰写通讯，向国内介绍国际大事。1921年2月1日，他撰写了第一篇旅欧通讯《欧战后之欧洲危机》。文中写道：“吾人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影响维何？曰生产力之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凡此种种，均足以使社会上一般人民饥寒失业交困于内外。”在分析了战后欧洲种种社会危机后指出：“使欧洲危机终不可免而至于爆裂也，则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

之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周恩来采写了大量国际新闻，通宵达旦地为《益世报》撰写通讯，评述国际间大事。

与此同时，周恩来充分利用当时自共产国际成立后，欧洲各国共产主义运动高涨，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报刊十分流行的条件，结合对英、法等国社会实况和工人运动的考察，先后研读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订阅或购买了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共产党人》，以及《共产党人评论》《劳动月刊》等。同时，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思潮、主义，他与觉悟社社员多次通信探讨，进行了反复的推敲比较。

经过反复地学习和思索，周恩来终于作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确立共产主义信仰。从此，他把自己的精力和才华全部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22年3月，周恩来致信国内觉悟社成员湛小岑、李毅韬，叙述自己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经过，说：“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我认清C.ism（共产主义）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他表示：“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但老实说来，用一个Communism（意为共产主义——编者注）也就够了。”在分析、比较欧洲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后，他强调说：“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加和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鉴于国内革命运动快速发展，急需大批革命骨干，周恩来和刘伯庄、周子君等人于7月从法国启程，由海路回国。两个月后，周恩来到达广州，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区委宣传部部长，开始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事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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