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病床上与妻子交谈身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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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超负荷的工作强度和精神压力，严重损害了周恩来的健康。通宵达旦的工作，使周恩来心脏出现了问题，继而他又受到癌症的侵袭，于1974年6月1日住院治疗。住院期间，周恩来一面同疾病“苦斗”，一面坚持工作，处理国内外大事，直到生命结束。病中的周恩来受到毛泽东的关怀，毛泽东总是及时就周恩来的病情及治疗检查问题作出指示。在生命最后的时光，周恩来在病床上与相濡以沫半个世纪的妻子邓颖超商讨身后事，叮嘱“一定不要特殊化”，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人格和风范。

　　[关键词]周恩来；“文化大革命”；住院；毛泽东；邓颖超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超负荷的工作强度和精神压力，严重损害了周恩来的健康，透支着他的生命。在会见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时，周恩来曾就自己的健康情况谈到这样一段话：“在身体方面，文化大革命把我打败了，所以要打球蛋白了。因为睡得少，所以使我健康减弱了。”（《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02页。） 但是，周恩来并没有因为健康状况而停下奋斗的脚步，反而把这种奋斗精神作为一种“养身之道”。他曾对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说：“在漫长的中国革命战争岁月中，有许多同志都牺牲了。为了把牺牲同志的工作都承担起来，我们活着的人更要加倍工作。我每天都以此激励自己，这也可以算是我的‘养身之道’吧。”（《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66页。）周恩来的这番话，表达了一个共产党人崇高的精神境界。

　　通宵达旦的工作，使周恩来心脏出现问题，继而他又受到癌症的侵袭

　　1967年2月，周恩来被查出患有心脏病，这是因为经常通宵达旦的工作，长期疲劳所致。据周恩来工作台历记载，他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最初的半年，仅接见北京和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及群众组织代表这一项工作就有160余次；他被诊断患有心脏病后的2月份一个月内接见中央、地方、军队负责人谈各类问题43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27次；3月份一个月内接见群众组织代表31次，接见各地负责人谈各类问题49次。（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05、132、142页。）因身边工作人员陆续调离，到1968年，周恩来只剩下两个秘书，一个是老秘书钱嘉东，一个是新调来的年轻人纪东。周恩来对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客人说：“我现在只有两个秘书，其他都支工支农去了。每天二十四小时，一个人得工作十二小时，我不能不让他们休息。晚上我让他们走，有些事情我自己写、自己办。”（《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57页。）

　　1967年9月24日那天，周恩来曾对邓颖超说：“我一到早晨八时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发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91页。）这之前，他还曾对群众组织代表说：“我这样的身体，这一年就成了这样，你们总要让我们为革命多做一些工作”；“我身体不好，一天工作这么长时间，哪能受得了啊！我就是没躺倒，我希望不要躺倒。”（《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52、161页。）

　　心脏出现异常后，周恩来经常需要吸氧，办公时均有医生和护士在外面守候，随时准备抢救。

　　“文化大革命”中局面混乱，红卫兵运动、林彪事件，特别是“四人帮”对各项工作的干扰等等，一件又一件复杂棘手的事情不断摆在周恩来面前，使他无法停下工作静心休养。

　　周恩来的心脏病伴随着繁重的工作一天天发展。1972年9月，他两次发生心绞痛，其中一次伴有早跳，同时脉搏较快，脉压差较大。经做心电图发现，他的脉状动脉供血不足情况有所加重。11月11日，中南海门诊部组织心脏科医生会诊，大家一致认为，周恩来的心脏病发展是比较重的，要及时严重注意。

　　就在这一年，癌症又悄悄地向周恩来袭来。

　　从1971年6月开始，周恩来的便中不断发现潜血。1972年5月19日晚，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卞志强大夫接到周恩来保健医生张佐良的电话，说周恩来的尿液中发现红细胞，请医疗组负责人吴阶平大夫约几位医生研究一下；5月25日晚又接到北京医院病理科医生马正中的电话，说尿标本中找到高度可疑之癌细胞，几位医生看过后口头表示，可以基本确定为癌细胞。随后几天，经京津沪三地专家会诊，意见基本一致，临床医生认为“有泌尿系肿瘤以膀胱癌的可能性大”。（参见卞志强报告记录，1972年5月19日至29日。）当时，根据中央的指示，这些病情对周恩来是保密的。但是，尿中的红血球问题还是引起周恩来的注意，他曾向大夫询问“自己尿中红血球的问题”。（参见卞志强报告记录，1972年6月8日。）大夫根据纪律要求，没有向他透露检查结果。从这以后，周恩来每天要验尿，观察病情。

　　1973年1月5日，周恩来发生大量便血。（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71页。）2月5日又开始出现肉眼血尿，“显微镜下红细胞布满视野”，“均找到癌细胞”。3月1日，由于肉眼血尿频繁，又开始出组织块。这样，再说不检查（膀胱镜），已无法向病人解释。经报毛泽东后，3月2日晚由叶剑英等将情况告诉了周恩来和邓颖超，说明：“以前有怀疑，2月5日以后高度怀疑，3月1日出组织块，即证实有些问题。”（参见卞志强报告记录，1973年3月2日。）为此，在接待基辛格访华的工作完成后，周恩来向政治局请假治疗，并向毛泽东汇报了病情及检查治疗的安排。报告说：昨晚开政治局会议，遵主席指示，简单地说明我的便血情况，需检查一次，分两步走，不要毕其功于一役，防止促进恶化。我向政治局请假，不管检查情况如何，我都留在山上两星期。一切外宾都可不见，会议可不参加。政治局会议和报告，请剑英同志主持和签署。毛泽东在周恩来的请假报告上批示“同意”。（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第472页。）从3月10日至24日，周恩来在邓颖超陪伴下，到玉泉山做全面检查治疗。此后，病情有所控制。

　　周恩来始终是边工作边治疗。根据有关记录统计：1974年1月至5月期间，周恩来的实际工作量为每日工作12至14小时有9天，14至18小时有74天，19至23小时有38天，连续工作24小时有5天。此外，从3月中旬到5月底的两个半月内，除日常工作外，共计参加中央各种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其他会议和谈话57次。（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670—671页。）由于过度劳累，这年上半年开始，周恩来的病情又开始加重。

　　这期间，周恩来靠输血及其他治疗坚持工作。1974年3月11日起至15日，周恩来到305医院做全面检查，确诊为癌症复发。从4月25日起，由于癌症所致，周恩来出血不断，量多，有时有血块堵塞，甚至连续10分钟排不出尿。尿中细胞呈阳性，是由肿瘤所致。别的病人也有出血，但出血量不如周恩来多。（参见吴阶平报告记录，1974年5月9日。） 在这种情况下，6月1日，周恩来住进305医院。到8月确诊为癌症转移。

　　住院期间，周恩来从1974年6月1日做第一次大手术开始到1976年1月5日做最后一次手术，共做大小手术十几次，约40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其中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面对疾病的折磨，周恩来一直很坚强，用邓颖超的话说，是在“跟病苦斗”。（参见邓颖超会见医疗组谈话记录，1975年10月16日。）周恩来在发现血尿之后，很注意，“对检查的态度是积极的，配合是好的”。他希望了解真实情况，曾经对张佐良说：“张大夫，如果把情况告诉我，我自己好下决心嘛！”（卞志强报告记录，1972年5月31日；1973年2月28日。）他还对医务人员说：“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代。”（1975年5月7日周恩来同周尚珏、郑淑云等谈病情，转引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706页。）

　　住院期间，周恩来不顾自己的病痛，始终关心的是其他患病的领导和同志，如李先念所说：“他管别人的病管得多，管得细。”（李先念谈话记录，1975年11月16日。）时为日坛医院肿瘤科的大夫李冰回忆，周恩来在手术台上等着手术时，突然把她找来，向她了解云南个旧矽肺病和肺癌问题。李冰说：“那个场面，他的声音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的。”“他说云南锡业公司矿工肺癌发病很高你知不知道，我说我知道一些。知道了为什么不去？你赶快去！就这么几句话，我当时发蒙了，总理麻醉以后手术中间还想着这个事。出来以后，我哭了。回来以后就做准备，内科的、外科的，还有搞胸部的专家，一个礼拜之后就去了。”（采访李冰记录，转引自宋家玲等编《伟人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210页。）

　　对医务人员，周恩来是“称赞感谢”的，对他们始终予以鼓励，叮嘱说：“不要责怪任何人，感谢大家，特别是吴阶平、吴蔚然、方圻、吴德诚等同志。”(邓颖超谈话记录，1975年11月11日。)当周恩来判断自己的病难以治疗后，对医生说：我的病在医院待下去已没有多少意思了，可否搬回家去住，这里还有好多病人，你们应去照护他们。（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720页。）他还专门交代医务人员：“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作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邓颖超曾经这样说过：“恩来对于自己个人离开人世没有丝毫挂虑，对祖国的科学发展和未来却充满了热情和期望。”为了实现周恩来的愿望，邓颖超对医务人员说：“在他弥留之际，想到的是死后还要如何为人民服务。你们要支持恩来的这一行动。”（《邓颖超文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