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病床上与妻子交谈身后事【3】

　　病中的周恩来受到毛泽东的关怀，依靠毛泽东的支持遏制“四人帮”

　　对病中的周恩来，毛泽东非常关心。周恩来的病情及治疗检查问题都要向他报告。周恩来患心脏病后，中南海门诊部在给叶剑英的报告中说：平时虽随时研究病情，调整治疗，但药物的力量毕竟有限，宜特别注意休息，增加睡眠，采取减轻工作和其他一些可行的办法，希望中央领导考虑，并给以指示。叶剑英将报告报送毛泽东，毛泽东立即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455页。）

　　周恩来患癌症的病情报给毛泽东后，毛泽东心情很沉重，他叮嘱对外要保密，不开刀，营养要搞好，睡觉要好。毛泽东考虑保密的原因是，“怕本人增加思想负担”；不开刀的原因是，认为做手术危险，病人年龄大，心脏又不好，开刀不一定比不开刀好。（参见卞志强报告记录，1972年5月31日、6月25日。）毛泽东建议：“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他还这样解释：“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是也开刀死了吗？”（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8页。）

　　周恩来住院治疗期间，每次到毛泽东处开会或汇报工作，毛泽东都会详细地询问他的病情。周恩来也常常用写信的方式，向毛泽东汇报病情及治疗方案。1975年2月2日凌晨，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了他自1974年11月12日做膀胱镜检查和对发现的四处肿瘤进行电烧以来病情的发展情况，毛泽东听身边工作人员张玉凤读信后，“很伤感”，圈阅了来信，并叮嘱张玉凤打个电话“问问总理现在情况怎样了”。（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570页。）3月20日，在进行第三次大手术之前，周恩来又给在杭州的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详细叙述了自己的病情。信中说：“现在生出了肿瘤，不管它良性或者恶性，除了开刀取出外，别无其它治疗方法。政治局常委四同志（王、叶、邓、张）已听取了医疗组汇报，看了爱克斯光照片和录相电视，同意施行开刀手术，并将报请主席批准。”“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造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在去年两次开刀后，我曾托王、唐两同志转报主席，我决不应再逞雄了。但如需再次开刀，我还受得了。现在要好好地作此准备。”（《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34页。引文中提到的“政治局常委四同志”，王即王洪文，叶即叶剑英，邓即邓小平，张即张春桥。“王、唐两同志”，王即王海容，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唐即唐闻生，时任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与此同时，周恩来还给张玉凤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在主席休息好后再读给主席听。一切托你酌办，千万不要干扰主席太多！”周恩来给张玉凤写这封信的原因是，在他1974年6月开始住院治疗期间，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也已出现明显问题，中共中央为毛泽东成立了医疗组。周恩来不愿意以自己的病情影响到毛泽东的健康和休息。张玉凤把周恩来的病情报告念给毛泽东后，毛泽东很惦记，“有几天睡不好觉”。（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577页。）早在1973年9月，中共中央为准备召开四届人大，决定成立组织工作、宪法修改工作、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由周恩来担任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组长。周恩来住院后，毛泽东考虑到他病体的承受能力，尽量减轻他的负担。毛泽东委托邓小平代替周恩来主持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要求报告稿要精练。毛泽东说：“我看三千字就够了。五千字要念半个钟头。”（《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556页。）后来，这个报告稿定稿时为5000字，这是经过邓小平等同“四人帮”进行坚决斗争，排除种种干扰后确定的。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总理的讲话是我亲自起草的，不能超过5000字。总理身体那么差，写多了他也念不下去。”（毛毛：《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25页。）报告稿中，邓小平亲自草拟了三段，每一段一千几百个字，讲的都是实际内容，尽量减少虚的东西，重点是把周恩来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贯思想突出出来，与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相衔接。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对“四人帮”的问题开始警觉，并予以批评。1973年11月，病情稍有控制的周恩来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基辛格，并签订了中美会谈公报。毛泽东“根据不可靠的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在十一月中旬同基辛格会谈时讲错了话”（《毛泽东年谱（1849—1976）》第6卷，第507页。）。为此，周恩来和叶剑英在政治局会议上连续受到错误批判。江青在会上攻击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说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情况汇报到毛泽东处，毛泽东一面说这次会开得好，一面指出：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507—508页。）并且不同意江青关于增补政治局常委的提议。周恩来住院后不久，江青等以“评法批儒”的方式，把矛头对准周恩来，暗指周恩来就是“现代大儒”“党内大儒”。为此，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等自批林批孔以来一系列帮派活动。1974年10月，江青等又利用“风庆轮事件”整邓小平。周恩来不同意，指出：“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计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忍耐了很久。（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679—680页。）当王洪文为“风庆轮事件”到长沙向毛泽东状告周恩来、邓小平时，毛泽东当即批评王洪文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让他回去多找周恩来、叶剑英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552页。）

　　在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上，毛泽东多次向王洪文等指出，总理人选还是周恩来。他对邓小平说：开人大，我看不用那么急，要看总理的身体情况，看准备工作的情况。他还让王海容、唐闻生向王洪文转达意见：“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起

　　跟各方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邓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这是叶剑英的意见，我赞成。”（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554页。）当江青托人向毛泽东转达，要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时，毛泽东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毛泽东同意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提朱德，副委员长提董必武。他让人转告周恩来，朱德和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庆龄，邓小平、张春桥和李先念等可任国务院副总理，其他人事安排由周恩来主持制定。（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558页。）后来，毛泽东在长沙同周恩来、王洪文的谈话中，第一次称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为“四人帮”。他对王洪文说：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他要求王洪文在长沙即写出书面检查。对周恩来建议在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邓小平为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副主席的问题，毛泽东予以同意，并提议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重申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再次重申：“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并对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之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562页。）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复杂的环境中，正是依靠毛泽东的这些支持，遏制了“四人帮”的一些行为，使他们在很多问题上不能得逞，这也正是周恩来的智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