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秘书：总理睡一个自然醒的觉都是奢侈

　　周总理和工作人员在专机上（后排右一为纪东）

　　历史既是由时代风口浪尖的人写就的，也是由无数小人物的奋斗史构成的。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酸甜苦辣，他们的人生命运，都应该是媒体关注的——这里讲述的是亲历者自己的故事。

　　奉公 是他一生的主题

　　作为周恩来总理晚年最年轻的秘书，从1968年直至老人家逝世，我陪伴了他8年时间，亲历了“文革”中后期的一些重大事件，见证了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在动荡时代殚精竭虑、苦撑危局的艰难岁月。

　　我的体会是，群众爱戴他，是因为总理是一个大写的人，一个大写的共产党人。他对祖国的热爱，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感情已经深深地化进了他的骨血里。

　　1961年，18岁的我初中毕业后走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熔炉，部队番号“3747”，也就是后来的“8341”部队——中央警卫团。1968年7月，我参加部队组织的指导员学习班。一天，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到我们小组听取发言。我的发言简明扼要，自然连贯。没想到，仅仅五分钟的发言又一次改变了我的命运。8月12日，我奉命“到杨政委家谈话”，杨政委问我:“周总理那里需要一个年轻的解放军干部做秘书工作，你愿不愿意去？”我立正回答:“报告首长，我愿意！”杨政委特意叮嘱我:“对邓大姐就叫‘大姐’，对周总理就称‘总理’，千万不要称‘首长’，不要说‘请指示’，一定要好好向老同志学习请教。”

　　从整理电报开始，我逐渐掌握了总理秘书接打电话、收发文件、文电送阅、会议通知、整理电话记录等基础工作。几个月里，虽然总理两次对我说“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长时间，抽空我要和你谈话”，但直到1969年4月的一天晚上，总理和邓大姐一起吃饭时才把我叫到身边，说:“小纪，真对不起，你来这么长时间了，我几次说和你谈谈，可一直没有时间，让你久等了。我曾想过专门和你谈谈如何在实践中学习做秘书工作的问题。现在看来，你这段时间干得不错，我这里的工作情况，你基本上都知道了，对你来说，工作岗位变了，接触的事情多了，我只提一条要求，不该说的不要说，要注意保密，这是纪律。今天就算我和你正式谈话了，从现在开始正式值班。”

　　按照分工，我负责党、政、军、群这几方面的秘书工作。尽管总理一生为公，一生奋斗，从来没有轻松过，但因为身处特殊的历史时期以及他职位的特殊性，我在他身边的8年是他最累、最难的8年。

　　总理是伟人，但他首先是个普通人，也有着私人情感和个人需求，只不过他是将公私关系解决得最好的榜样。在如何对待和运用权力问题上，他一生都是无比清醒的，把权力看作是党和人民赋予的责任，把自己定位为“人民的总勤务员”。

　　从投身革命那天起，他就将毕生精力彻底地交给了国家和人民。

　　总理爱听京剧，爱打乒乓球，爱和孩子们在一起，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连睡一个自然醒的觉都是奢侈，更谈不上这些“享受”。他常常要按照睡前定好的时间被我们叫醒，因为后面排着一连串的外宾接见和各种会议。为了让他多睡一会儿，我们叫他的时间总是精确到分秒。看着老人家累成那个样子，我们心如刀绞，也多次劝他休息几天，但他总是说：“我也想休息，可我歇得了吗？我是国家的总理，这个时候我不管谁管？这个工作我不做谁做？再累也得坚持啊！”

　　我到总理身边工作时，他已是70岁高龄的老人。日复一日的超负荷运转加上不断加重的癌症摧毁了他的健康。总理一生大风大浪，从未怕过死。他想得最多的还是中国的发展以及在世界上的地位。每次做大手术前的一两天，他都要把我们叫到病床前，听我们一件件汇报近期急需批阅的文件。当我们含着眼泪离开病房并祝他手术顺利时，老人家却笑着安慰我们：“不一定，两种可能。”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能顺利下了手术台，老人家还会找我们来谈工作，如果下不来，这就是诀别。

　　一副副重担挤占了总理的睡眠和治疗时间。他也是血肉之躯啊，他不知道累吗，不知道困吗，不知道疼吗？从1975年10月下旬开始，病重的总理再也没能离开病床。记录显示，自1974年6月1日算起到他去世的587天里，他一共动了14次大小手术，同人谈话233次，会见外宾63次，召开或参加会议40多次，那样的身体支撑着这样的强度，得需要多大的毅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