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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秘书:总理睡一个自然醒的觉都是奢侈

2020年01月06日15:17    来源:天津日报

  周总理和工作人员在专机上(后排右一为纪东)

  历史既是由时代风口浪尖的人写就的,也是由无数小人物的奋斗史构成的。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酸甜苦辣,他们的人生命运,都应该是媒体关注的——这里讲述的是亲历者自己的故事。

  奉公 是他一生的主题

  作为周恩来总理晚年最年轻的秘书,从1968年直至老人家逝世,我陪伴了他8年时间,亲历了“文革”中后期的一些重大事件,见证了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在动荡时代殚精竭虑、苦撑危局的艰难岁月。

  我的体会是,群众爱戴他,是因为总理是一个大写的人,一个大写的共产党人。他对祖国的热爱,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感情已经深深地化进了他的骨血里。

  1961年,18岁的我初中毕业后走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熔炉,部队番号“3747”,也就是后来的“8341”部队——中央警卫团。1968年7月,我参加部队组织的指导员学习班。一天,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到我们小组听取发言。我的发言简明扼要,自然连贯。没想到,仅仅五分钟的发言又一次改变了我的命运。8月12日,我奉命“到杨政委家谈话”,杨政委问我:“周总理那里需要一个年轻的解放军干部做秘书工作,你愿不愿意去?”我立正回答:“报告首长,我愿意!”杨政委特意叮嘱我:“对邓大姐就叫‘大姐’,对周总理就称‘总理’,千万不要称‘首长’,不要说‘请指示’,一定要好好向老同志学习请教。”

  从整理电报开始,我逐渐掌握了总理秘书接打电话、收发文件、文电送阅、会议通知、整理电话记录等基础工作。几个月里,虽然总理两次对我说“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长时间,抽空我要和你谈话”,但直到1969年4月的一天晚上,总理和邓大姐一起吃饭时才把我叫到身边,说:“小纪,真对不起,你来这么长时间了,我几次说和你谈谈,可一直没有时间,让你久等了。我曾想过专门和你谈谈如何在实践中学习做秘书工作的问题。现在看来,你这段时间干得不错,我这里的工作情况,你基本上都知道了,对你来说,工作岗位变了,接触的事情多了,我只提一条要求,不该说的不要说,要注意保密,这是纪律。今天就算我和你正式谈话了,从现在开始正式值班。”

  按照分工,我负责党、政、军、群这几方面的秘书工作。尽管总理一生为公,一生奋斗,从来没有轻松过,但因为身处特殊的历史时期以及他职位的特殊性,我在他身边的8年是他最累、最难的8年。

  总理是伟人,但他首先是个普通人,也有着私人情感和个人需求,只不过他是将公私关系解决得最好的榜样。在如何对待和运用权力问题上,他一生都是无比清醒的,把权力看作是党和人民赋予的责任,把自己定位为“人民的总勤务员”。

  从投身革命那天起,他就将毕生精力彻底地交给了国家和人民。

  总理爱听京剧,爱打乒乓球,爱和孩子们在一起,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连睡一个自然醒的觉都是奢侈,更谈不上这些“享受”。他常常要按照睡前定好的时间被我们叫醒,因为后面排着一连串的外宾接见和各种会议。为了让他多睡一会儿,我们叫他的时间总是精确到分秒。看着老人家累成那个样子,我们心如刀绞,也多次劝他休息几天,但他总是说:“我也想休息,可我歇得了吗?我是国家的总理,这个时候我不管谁管?这个工作我不做谁做?再累也得坚持啊!”

  我到总理身边工作时,他已是70岁高龄的老人。日复一日的超负荷运转加上不断加重的癌症摧毁了他的健康。总理一生大风大浪,从未怕过死。他想得最多的还是中国的发展以及在世界上的地位。每次做大手术前的一两天,他都要把我们叫到病床前,听我们一件件汇报近期急需批阅的文件。当我们含着眼泪离开病房并祝他手术顺利时,老人家却笑着安慰我们:“不一定,两种可能。”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能顺利下了手术台,老人家还会找我们来谈工作,如果下不来,这就是诀别。

  一副副重担挤占了总理的睡眠和治疗时间。他也是血肉之躯啊,他不知道累吗,不知道困吗,不知道疼吗?从1975年10月下旬开始,病重的总理再也没能离开病床。记录显示,自1974年6月1日算起到他去世的587天里,他一共动了14次大小手术,同人谈话233次,会见外宾63次,召开或参加会议40多次,那样的身体支撑着这样的强度,得需要多大的毅力啊!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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