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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秘书:总理睡一个自然醒的觉都是奢侈【2】

2020年01月06日15:17    来源:天津日报

  担当 用他并不宽厚的肩膀

  总理是中华美德的集大成者。

  作为秘书,我亲眼目睹了他在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的苦和难,这种苦和难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累、气、忧、愤。1970年夏天,我到他的办公室整理文件,无意中看到办公桌上有一张白纸,上面用铅笔写了几句戏文:不公与不干。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参要寒,种菜哥哥要下雨,采桑娘子要晴干。

  总理当时主持政治局和国务院日常工作,需要协调各方关系,兼顾各方感受,众口难调,难上加难。他又是那样一个讲党性纪律性、保密观念极强的人,所以,只能将所有的苦闷一个人来扛。我想,总理写这几句诗,也许是在宣泄心中的痛苦和无奈。但他也就是写写而已,一觉醒来,马上接着忘我工作。不管多大委屈,只要是中央决议,他都毫不含糊地执行,而且在执行过程中想方设法减少负面影响。所以,很多领导同志都钦佩总理的忍,我却觉得,他的忍,绝不是后退、泄气和消极,而是顾全大局,为了肩上的责任在忍。有个成语叫“忍辱负重”,一个人,特别是一位政治家,忍不得辱,就难负得起重,只有抛开个人的一切,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胸怀才能忍得住啊!

  1973年3月7日,总理出席中联部、外交部举办的庆“三八”招待会。“文革”以来,外国专家的工作受到严重干扰,总理说:“这个责任我们来负。作为政府负责人,我负更多的责任。”他向在座的专家一一道歉,各国专家们无不动容,没想到一个大国总理如此谦和,受伤的心灵涌起一丝暖意。这就是我们的总理,在他看来,国家利益面前,个人颜面又算得了什么?

  总理的伟大人格来自两个支撑,一是胸怀坦荡;二是心底无私。凡是认识到的错误,绝对承认,马上改正,批评先自我,揽过不推责。而对批评过或者误解过他的人,他既不追究也不疏远。在我的印象中,从没听到总理说过谁的一句闲话,也从没听他说过“这事不归我管”。

  能不能虚心听取和认真对待各种意见,善待那些敢讲真话、实话甚至“冒犯”领导的人,折射着一个领导干部的品质和党性修养,在这方面,总理堪称全党楷模,他善于创造一切条件和氛围鼓励他人发表见解。

  论证长江葛洲坝水利工程时,刚从“牛棚”解放的长江规划办主任林一山始终持有不同意见,每次开会,总理都特意嘱咐我们通知他到会。会间,他还要问一声:“林一山同志来了没有?”我知道,他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表达着自己的鲜明态度,他不止一次地说:“林一山敢提意见,总得有对立面,没有对立面危险得很。”总理的严谨细致无人能比。每遇重大问题,他都会让我们帮他找很多资料以及以往在此方面的规定,避免政策缺乏连贯性。他常对我说:“干工作既要放开手脚,又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何香凝去世后,播发的消息称其为先生,时隔几日,总理冒出这么一句:“要是把‘先生’改成‘老人’该多亲切啊。”这说明,只要关乎国家发展、民族团结,无论大事小情,他从不会浅尝辄止,而是常常在事后还要总结得失。

  律己 是他至死不渝的准则

  总理住的西花厅由于年久失修,墙面斑驳,地面返潮。工作人员打算趁他外出检查工作收拾一下。等他回来时,没想到摆设大变:旧窗帘不见了,旧桌椅更换了,后面的走廊处还搭了天棚,这一下,总理火了,说什么也不进屋。经过大家苦劝,他才勉强进去,但是要求必须换回旧窗帘和旧桌椅。他说:“我住的房子修得这么好,有的百姓还是几代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我能心安吗?”这件事,他在200多人参加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做了三次检讨,并且反复告诫部长们:“你们不要重复我的错误。”他还多次郑重表态:“只要我在总理位置上一天,国务院的小礼堂就绝对不允许翻修。”

  总理对物质生活要求很低,一直带头过紧日子。他说:“我十一二岁当家,深知柴油米面的不易。”他的早餐就是一片面包,抹上一点黄油、果酱,在自制的铁篦子上烤一下,再配一杯豆浆或牛奶,有时会煎一个荷包蛋;夜餐有时就是一碗面条,还有一次就是一个面包、一个煮鸡蛋外加一小碟盐。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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