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秘书：总理睡一个自然醒的觉都是奢侈【2】

　　担当 用他并不宽厚的肩膀

　　总理是中华美德的集大成者。

　　作为秘书，我亲眼目睹了他在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的苦和难，这种苦和难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累、气、忧、愤。1970年夏天，我到他的办公室整理文件，无意中看到办公桌上有一张白纸，上面用铅笔写了几句戏文：不公与不干。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参要寒，种菜哥哥要下雨，采桑娘子要晴干。

　　总理当时主持政治局和国务院日常工作，需要协调各方关系，兼顾各方感受，众口难调，难上加难。他又是那样一个讲党性纪律性、保密观念极强的人，所以，只能将所有的苦闷一个人来扛。我想，总理写这几句诗，也许是在宣泄心中的痛苦和无奈。但他也就是写写而已，一觉醒来，马上接着忘我工作。不管多大委屈，只要是中央决议，他都毫不含糊地执行，而且在执行过程中想方设法减少负面影响。所以，很多领导同志都钦佩总理的忍，我却觉得，他的忍，绝不是后退、泄气和消极，而是顾全大局，为了肩上的责任在忍。有个成语叫“忍辱负重”，一个人，特别是一位政治家，忍不得辱，就难负得起重，只有抛开个人的一切，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胸怀才能忍得住啊！

　　1973年3月7日，总理出席中联部、外交部举办的庆“三八”招待会。“文革”以来，外国专家的工作受到严重干扰，总理说:“这个责任我们来负。作为政府负责人，我负更多的责任。”他向在座的专家一一道歉，各国专家们无不动容，没想到一个大国总理如此谦和，受伤的心灵涌起一丝暖意。这就是我们的总理，在他看来，国家利益面前，个人颜面又算得了什么？

　　总理的伟大人格来自两个支撑，一是胸怀坦荡；二是心底无私。凡是认识到的错误，绝对承认，马上改正，批评先自我，揽过不推责。而对批评过或者误解过他的人，他既不追究也不疏远。在我的印象中，从没听到总理说过谁的一句闲话，也从没听他说过“这事不归我管”。

　　能不能虚心听取和认真对待各种意见，善待那些敢讲真话、实话甚至“冒犯”领导的人，折射着一个领导干部的品质和党性修养，在这方面，总理堪称全党楷模，他善于创造一切条件和氛围鼓励他人发表见解。

　　论证长江葛洲坝水利工程时，刚从“牛棚”解放的长江规划办主任林一山始终持有不同意见，每次开会，总理都特意嘱咐我们通知他到会。会间，他还要问一声：“林一山同志来了没有？”我知道，他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表达着自己的鲜明态度，他不止一次地说：“林一山敢提意见，总得有对立面，没有对立面危险得很。”总理的严谨细致无人能比。每遇重大问题，他都会让我们帮他找很多资料以及以往在此方面的规定，避免政策缺乏连贯性。他常对我说：“干工作既要放开手脚，又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何香凝去世后，播发的消息称其为先生，时隔几日，总理冒出这么一句：“要是把‘先生’改成‘老人’该多亲切啊。”这说明，只要关乎国家发展、民族团结，无论大事小情，他从不会浅尝辄止，而是常常在事后还要总结得失。

　　律己 是他至死不渝的准则

　　总理住的西花厅由于年久失修，墙面斑驳，地面返潮。工作人员打算趁他外出检查工作收拾一下。等他回来时，没想到摆设大变：旧窗帘不见了，旧桌椅更换了，后面的走廊处还搭了天棚，这一下，总理火了，说什么也不进屋。经过大家苦劝，他才勉强进去，但是要求必须换回旧窗帘和旧桌椅。他说：“我住的房子修得这么好，有的百姓还是几代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我能心安吗？”这件事，他在200多人参加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做了三次检讨，并且反复告诫部长们：“你们不要重复我的错误。”他还多次郑重表态：“只要我在总理位置上一天，国务院的小礼堂就绝对不允许翻修。”

　　总理对物质生活要求很低，一直带头过紧日子。他说：“我十一二岁当家，深知柴油米面的不易。”他的早餐就是一片面包，抹上一点黄油、果酱，在自制的铁篦子上烤一下，再配一杯豆浆或牛奶，有时会煎一个荷包蛋；夜餐有时就是一碗面条，还有一次就是一个面包、一个煮鸡蛋外加一小碟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