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中国尖端技术发展的总设计师

1956年6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编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科学家 

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大会主题报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以较大篇幅详尽地谈论了中国的科学研究问题。在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中，周恩来比任何人都更为密切地关注着外部世界的发展和变化。同时，他也清楚地看到，中国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仍然很落后。世界上已经取得的很多科学的最新成就，中国还没有掌握和利用；中国在建设中遇到的许多复杂的技术问题不能独立解决，还离不开苏联专家的帮助；甚至国内现有的技术力量，也还没有完全有效地利用。

同时，周恩来在报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影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两种倾向：

一是缺乏民族自信心的依赖思想。认为中国在科学方面的落后反正不能马上改变，反正需要靠苏联的援助。其结果是一辈子不能脱离依赖和模仿的状态，妨害了我国科学的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

二是在理论工作和技术工作之间，在长远需要和目前需要之间，没有形成正确的分工和合作，以致在力量的分配上不能保持适当的比例。

周恩来指出：“在过去几年中间，我国的各种工作都在开始，我们在目前需要和技术工作方面多投一些力量，而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方面注意得比较少，这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现在，如果我们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做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

尽管周恩来指出了纠正这两种倾向的方法，但是在此后的20年间，这两种倾向总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以不同的方式干扰、影响着中国科学技术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周恩来为了排除这两种倾向的干扰，殚精竭虑，耗尽了毕生的心血，最终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

“还有一些任务带不起来的学科怎么办？”“是不是再补充一个基础科学的规划？”

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郑重宣布：国务院现在已经委托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会同各有关部门，在三个月内制定从1956年到1967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在科学规划制定过程中，周恩来立足国家当前需要，放眼未来的发展，及时妥善地解决了一些重要的方针性问题。当时，为了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工作密切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有效地解决生产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规划小组曾提出“以任务带学科”的口号。周恩来听后，迟疑了一下，问道：“那么，还有一些任务带不起来的学科怎么办？”他沉思片刻，接着又问：“是不是再补充一个基础科学的规划？”

周恩来的这一提问，让规划小组的成员们顿时茅塞顿开，立即对一些特别重要而在中国却很薄弱，甚至还是空白的学科，如电子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原子能技术、喷气和火箭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等采取了紧急措施。周恩来高瞻远瞩，仅仅一句反问，就点到了问题的要害，为中国在此后不太长的时间内依靠自己的力量突破某些重要尖端技术，为导弹、原子弹研制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导弹研究工作应当采取突破一点的办法，不能等待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才开始研究和生产。”

在周恩来的提议下，中国的导弹研究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导弹怎么搞，是沿袭苏联、美国走过的老路，在发展航空工业的基础上再发展导弹，还是将导弹与飞机的研究工作统一进行，重点放在导弹上，迅速赶超尖端技术，曾经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双方各执一词，难解难分。周恩来细心听取了双方的意见和理由后，在陈毅等人陪同下，会见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听取他对火箭、导弹研究的意见，并且请钱学森起草一份发展导弹工业的意见书。钱学森很快就完成了意见书，周恩来立即将意见书送毛泽东审阅。1956年3月1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聂荣臻、钱学森筹备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为了保密起见，这个机构的名称为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

5月26日，周恩来出席中央军委会议，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发展中国导弹武器的决定，要集中仅有的技术力量用于火箭、导弹的研究和制造。周恩来指出：“导弹研究工作应当采取突破一点的办法，不能等待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才开始研究和生产。要动员更多的人来帮助和支持导弹的研制工作。这项工作所需的技术专家和行政干部，同意从工业建设、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等部门和军队中抽调，军队要起模范作用。”同时，他责成航空工业委员会负责组织导弹管理机构和研究机构。几个月后，国防部五局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任新民、屠守锷等，都是在这个时候进入国防部五院的。

在周恩来的支持和推动下，关于先发展飞机还是先发展导弹的争论终于得到圆满解决。后来的事实证明，周恩来的这个决断是富有远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