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中国尖端技术发展的总设计师【3】

“部院合并”，“对生产有利，也对科研有利；对仿制有利，也对自我研制有利；对当前有利，也对长远有利”

1965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国防部第六、七、十研究院与生产部门合并的决定》，决定国防部所属的这三个研究院分别与国家第三、第四、第六机械工业部合并，史称“部院合并”。中央认为，这样做“对生产有利，也对科研有利；对仿制有利，也对自我研制有利；对当前有利，也对长远有利”。但是部院合并之后不久，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在个别工业部门，以科研面向生产、结合生产、为生产服务为由，作出了“所厂合并”的决定，将已经划归对口工业部的研究院进行拆解，将研究院所属的研究所拆分合并到一个或几个工厂，有的部甚至连研究院也准备裁掉，于是出现了五马分肥的现象。一些具有独立科研能力的研究院被肢解得七零八落，一个研究所被几个工厂分掉，甚至一个研究室的设备也被几个工厂分掉，使已经初具规模的科研机构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当聂荣臻将这一现象上报之后，引起了周恩来的极大重视。他立即责成有关领导，立即叫停“所厂合并”，迅速恢复已经形成的科研能力，从而制止了既不利于当前，也不利于长远的愚蠢做法，避免了一场大的灾难，为中国科技的后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机部不能只是‘爆炸部’，除了搞核弹外，还要搞核电站。”

搞“两弹”，搞尖端技术是很花钱的。从原子能事业起步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与美国几百亿美元的花销相比，中国只花了几十亿元人民币，花费是很低的。但就中国当时的财力来说，尽管几年下来平均到每个人头上只有10元左右，但在当时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如何使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在提高国防能力的同时，又能产生经济效益，增强国力，为进一步发展尖端技术提供资金，进入良性发展，是周恩来一直考虑的问题。

在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相继爆炸成功，并与导弹结合，实现了武器化后，周恩来不失时机地着手进行核电站的建设。在一次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周恩来指出：“二机部不能只是‘爆炸部’，除了搞核弹外，还要搞核电站。”中国发展核电站的方针是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此后，周恩来多次召开专委会研究核电站的设计、施工问题，对核电站的建设提出了许多富有前瞻性的意见。

在人造卫星发展方面，周恩来也是这样，当“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后，中国发射的第二颗人造卫星就是一颗科学试验卫星，周恩来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全面规划，分清缓急本末”

回顾中国尖端技术发展的历程，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那就是持续发展不间隔，一环紧扣一环，一个成就接着一个成就，在时间上续接紧凑，在专业上彼此照顾，绝无等米下锅或因为技术上的参差不齐而影响整个项目进展以及走弯路的情况出现。中国的尖端技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全面的、巨大的成就，完全有赖于周恩来这位杰出的计划者、设计者和组织者。

周恩来历来主张“全面规划，分清缓急本末”，一切工作都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反对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碰到什么问题，临时抱佛脚的无所用心的懒汉做法。

在领导中国尖端技术的发展中，周恩来十分重视尖端技术的长期发展规划，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和“部院合并”之后，有人认为进行项目规划和组织协调的国防科委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主张取消国防科委，周恩来和聂荣臻对此坚决反对。经过他们多方努力，国防科委不仅得以保留，而且还得到了加强。周恩来和聂荣臻多次指导国防科制定尖端武器发展的长期规划，并根据情况的变化适时修改这些规划。正是有了全面规划，当一项任务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的时候，与之配套的项目和专业就已经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预研或试验。在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前，周恩来就已经批准进行了“东风二号”导弹的发射。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就立即开展原子弹、导弹的结合试验，仅仅用两年时间，中国就拥有了导弹核武器。这样的速度让那些讥笑中国有弹无枪的西方记者大跌眼镜。

正是由于周恩来提出了“全面规划，分清缓急本末”的指导思想，中国的尖端技术虽然涉及面广，门类复杂，但仍然能够有条不紊地顺利发展。在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仅仅用两年多的时间就成功爆炸氢弹；在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仅仅11个月后，就能成功地发射科学试验卫星，后续的各种军用、民用的卫星也都依次整装待发。

“九一三”事件之后，特别是周恩来生病住院乃至逝世之后，他呕心沥血建立起来的科研秩序被打乱，科研规划和计划被迫中断，许多原定20世纪70年代可以完成的任务，如洲际导弹、导航卫星（即“北斗”导航系统的前身）、载人航天工程等都不得不推迟到20世纪80年代甚至更晚的年代才得以完成。

今天，中国的尖端科学技术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我们深切缅怀周恩来为中国的科技现代化作出的丰功伟绩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他曾经说过的话：“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水平。我们要记着，当我们向前赶的时候，别人也在继续迅速地前进。因此我们必须在这个方面付出最紧张的劳动。

原载：《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