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领导国统区文化抗战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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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时期，周恩来在党内先后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职务，直接领导南方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以及后来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他以其娴熟的斗争艺术和个人魅力，正确地贯彻中共中央的文化政策，建立起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为坚持抗战、团结抗战以及抗战胜利和新中国文化力量的储备作出了巨大贡献。

组织领导党在国统区的文化抗战

大后方环境复杂，要想成功地实现共产党在文化抗战上的影响，推动国民党抗战，没有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工作难以开展。为此，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同时，又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同国民党进行谈判。12月18号，周恩来同王明、博古、邓颖超等来到武汉。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为工作集中和便利起见，决定两个组织合并，对内称长江中央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由王明任书记，周恩来任副书记。虽然周恩来任副书记，主要负责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但是多方面的因素使周恩来实际上起了灵魂和核心的作用。在文化抗战工作上的领导亦如此。不久中央长江局撤销以后，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周恩来亲自参与组建南方局，并担任南方局书记，全盘领导并负责统战工作委员会。

1940年9月，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了《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强调国统区开展抗战文化运动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明确要求：“如何在各个文化部门中（理论的，政治的，学校的，社会的，文学的，艺术的）推广和深入这个运动，希望国民党区域的党部加以切实的研究”。为贯彻中央精神，10月，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南方局内部成立了专门负责文化工作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文委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据曾在南方局文委工作的张颖回忆：“当时文委主要人员其实只有几个人，冯乃超、胡绳、潘梓年。”人手虽少，但效率却很高。南方局文委的文化工作涉及到哲学、经济、历史、政治理论、文艺理论、新闻出版等各个领域。“南方局文委的业务范围很广泛，我到南方局文委工作的时候，比较多的时候是与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打交道”，“还有就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其他还包括宣传、出版、报刊等都是文委关注和领导的。” “叶以群是党派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去协助老舍工作的，就像冯乃超是党派到文化工作委员会（隶属国民政府政治部）去协助郭沫若工作一样。文化组的全部工作都必须在秘密状态下进行，为了活动方便，每人都有一个公开的身份作掩护……文化组每隔两三周就要开一次工作会议，这些会议都是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往往从晚上10点钟左右开始，一直开到凌晨三四点结束。会议讨论的都是相当重大的问题，比如国统区以及部分沦陷区文化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的方针与任务；对国民党开展文化斗争等策略；以及《新华日报》在各个时期的编辑方针，乃至社论的内容和题目。所有这类问题，最后都要由周恩来作出决定。”

由于共产党在大后方无法以政权的形式与力量来实现自身的文艺主张，周恩来在组织建设上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来实现对文化抗战工作的领导权。在他的领导下，全国性的抗战文艺机构都陆续建立了党的组织。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简称八办）有文艺小组；南方局有文委；三厅也有党的组织。周恩来明确指示：三厅上面的主要干部成立一个党小组，下面的党员另外成立一个党支部，互相不要发生联系。万一发生了问题，就不至互相影响。三厅领导干部党小组由周恩来亲自掌握，成员有郭沫若、阳翰笙、杜国庠、董维健、冯乃超、田汉等。与三厅一样，文工会也有党组织，依然分为领导干部与普通党员两个小组，互不联系。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共产党牢牢掌握了国统区文化抗战的主阵地。

《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全国公开发行的党报党刊，是党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的领导文艺运动的重要思想文化舆论阵地，充分发挥了“喉舌”作用，分别于1937年12月和1938年1月创立。《新华日报》创刊时，周恩来在1月9日为它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群众》周刊成立不久，他约见《群众》周刊副主编许涤新等，对他们说：“《群众》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它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要更多地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当时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致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

武汉失守后, 《新华日报》迁往重庆继续出版，在成都、重庆、昆明、桂林、南京等地设有营业部、发行部。在其存在的九年多时间里，大部分时间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他亲自规定《新华日报》的宣传方针，审阅重要稿件和社论，还常一丝不苟地帮助修改稿件，连标点符号也不轻易放过，亲自撰写社论、专论、代论和新闻。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先后为《新华日报》撰写的文章有58篇、题词11次，在《群众》周刊发表文章13篇。平时，他不管怎样忙，总要抽出一定时间接见报社的工作人员，要求他们“努力学习，下苦功，多看，多读，多研究，学习要专还要博，不要自满”。在他的指示以及指导帮助下，南方局文委的工作人员也纷纷投入了这一重要舆论阵地。很多文委的同志当时的公开身份就是《新华日报》的编辑、记者等。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新华日报》的发行量，一度成为“中国报纸中算是最大的销售”，连蒋介石也要看。

《救亡日报》和《华商报》也是在周恩来指导下创办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早在抗战初期，周恩来要夏衍以进步文化人士的身份留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强调指出工作方式可以多样，但一定要争取公开合法，还谈到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办一张党报。1937年8月中旬，周恩来指示夏衍协助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筹办《救亡日报》，提出要把该报办成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他希望《救亡日报》能够担当起“巩固和扩大救亡阵线，动员起千千万万的群众”的责任，以独特的风格来“宣传抗日、团结、进步”。周恩来还说：“要好好学习邹韬奋办《生活》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夏衍努力贯彻周恩来这个指示，先后在上海、广州、桂林等地出版发行《救亡日报》，在广泛的社会阶层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皖南事变后被迫停刊。

皖南事变后，一大批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疏散到香港。1941年2月10日，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致电中共中央和周恩来，请求在香港办一份报纸。周恩来立即复示同意，并指出：“这张报，不用共产党出面办，不要办得太红了，要灰一点……不仅在香港发行，还要发行到东南亚菲律宾等地去。”4月8日，《华商报》创刊号面世，受到国内外华侨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