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领导国统区文化抗战轶事【3】

思想上引导维护文化界的团结

皖南事变后，大批的文化人转移到香港。为解决当时文化人到香港甚多带来的矛盾和争论，做好团结、争取文化人的工作，周恩来于1941年5月7日致电廖承志：“三个月来文化人到香港者甚多，建议你学习列宁、斯大林对待高尔基的态度，帮助文化人前进。”他在指示如何对待文化战线上的朋友及党与非党干部问题中说：“第一，不能拿抗战前的眼光看他们，因他们进步了，已经经过一次考验了。第二，不能拿抗战前的态度对待他们了，因他们已经经过一些政治生活，不是以前上海时代的生活了。第三，我们不能拿一般党员的尺度去测量他们，去要求他们。”同月，为了加强对香港进步文化工作的领导，推动香港抗战文化的发展，建立中共对外宣传工作的基础，周恩来批准成立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由廖承志等5人组成。香港文委成立后，扩大和巩固了香港文化界统一战线，使香港抗战文化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对此，周恩来曾于1942年6月21日就南方局领导香港文化运动的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委。报告谈到：皖南事变前“香港文化运动只限很小的下层活动，自渝大批文化人到港，才有新的展开”。

学术界发生学术理论问题上争论是经常的事。周恩来明确指示，这种学术讨论不能妨碍文化界团结抗战、争取民主的大局。当时在党的领导下，进步学术工作者中间有一个读书会，周恩来也常去参加。侯外庐回忆，当时参加读书会的一些进步学术工作者有一段时间曾把主张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冯友兰、贺麟视为对立面，每次聚会一碰头就分析他们的政治动向，研究他们的每一篇文章。一次，周恩来来了，听了这个话题，便平静地对大家说：“民族大敌当前，在千千万万种矛盾中间，学术理论界也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我们同冯友兰、贺麟在阶级立场上固然是尖锐的，但毕竟不是主要矛盾。当前学术理论上最危险的敌人，是国民党右派妥协投降理论，我们斗争的锋芒应该对准陈立夫《唯生论》。”一席话切中要害，说得大家心服口服。这一次杜国庠也在场，他显得特别兴奋，会后，久久地对周恩来的讲话称道不已。

南方局整风运动中，对于党外文化人士，周恩来明确规定了政策界限。1945年1月18日，周恩来在《大后方文化人整风意见》中提出，文化人整风只限于文委及《新华日报》社的同志，对于党外文化人士，则引导他们向国民党当局作要求学术、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向顽固分子作思想斗争，揭露国民党文化统治政策的罪恶，并引导其与青年接近，关心劳动人民生活，以便实际上参加和推动群众性的民主运动。否则，抽象地争论世界观、人生观，甚至引起不必要的对历史问题的争论，必致松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招致内部的纠纷，这是很要慎重的。这个指示既结合国统区实际情况贯彻整风精神，又团结了党外广大文化界人士，使他们积极投入了民主运动，得到实际的思想锻炼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