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周恩来九死一生的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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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曾说：“我和虎城兄胆大包天，把天给捅了个大窟窿。现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大家都要负责。”然而，事变后，“对下一步该怎么办，并没有明确的计划和统一的认识。许多事情都想等周恩来到后共同商议”。因此，张学良在接到毛泽东、周恩来联名发给他的“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的电报后，高兴地说：“他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

然而，周恩来到西安代表中国共产党去处理事变善后时，肩负的是何等艰难的一副重担啊！如果没有一身是胆的英雄气概，如果没有孔明再世的智慧，如果没有一颗一切为了中华民族的赤子之心，这副重担不仅担不起，可能还要搭上自己的性命。西安事变后仅仅3个多月时间内，周恩来在延安至西安之间的4次历险足以见证他的大智大勇和为国为民的无私奉献。

雪地飞马到肤施

周恩来临危受命前往西安时，时间是最重要的因素。当时的党中央设在陕北保安（今志丹县），交通不便。张学良只能派自己专机到肤施（延安）接人。保安到肤施的路程有85公里多，陕北山高水险，又值隆冬，夜长昼短，肤施附近只有我方小股游击队活动，肤施城内驻有肤施、安寨和保安3县民团，共有1500多人的武装。

周恩来去西安，任务重，时间紧，速度要快，只能靠骑马。为了防止土匪、民团的突然袭击，中央警卫团派了一小队骑兵做掩护。12月14日一早，周恩来从保安出发，朱德将一条俄国产的红色毛毯塞到周恩来的坐骑上。这时，天公不作美，下起了鹅毛大雪，只有周恩来那条红毛毯，像一团火焰，随着崎岖的山路一闪一灼。当天只走了40公里，天黑时不能冒险夜行，在安塞县城西边的一个小村子里的土窑洞里过了一夜，15日早饭后继续向南行军，一直到下午5时左右，才马不停蹄地赶到肤施城北门外的蓝家坪。

周恩来一行虽然重任在肩，却不能轻易进入肤施城，因为那会很危险。这时，周恩来得知，当天中午曾有一架飞机降落在东郊机场，因为没接着人又飞回去了，究竟何时再来，来不来都是个未知数。周恩来果断决定：等明天天明，再骑马绕过肤施城到甘泉去，那里驻有东北军，让东北军用汽车送他去西安。

是夜，雪虽停了，但天气阴沉沉的，寒风刺骨，晚上夜营时，除了周恩来随行警卫人员外，还特意让王春圃（即江华）率领的一支红军游击队赶来帮助做周恩来宿营地的安全保卫工作。

16日一早，周恩来一行冒着寒风，策马西行。天寒地冻，马蹄不住地在冻地上打滑，人马随时都有跌下山涧的危险，所以行进得很慢。当他们绕过肤施城，沿着崎岖的山路，翻越几道山沟，来到杜甫川时，天已近中午了。正焦急间，忽然听到飞机的马达声。周恩来仰天一望，马上反应极快地说：“这一定是张学良的飞机来接我们的。”于是，他们调转马头，不顾危险，打马急行，很快又赶回到肤施城郊。然而，由于民团的阻拦，他们无法直接去东郊机场。于是，周恩来就让随行的张子华以“南京派来的与中共谈判的代表”身份，拿着周恩来亲笔写的纸条，由周恩来的副官邱南章陪同先进城找到肤施县县长高仲谦，让他下令民团不要阻拦。这样，周恩来一行才得以催马赶往东郊机场。这时，驻肤施城内的民团惶恐地喊：“红军冲过来了！”城内外顿时乱了起来。幸亏随飞机而来的张学良秘书刘鼎（中共秘密党员）对高仲谦说：“不准开枪。否则发生问题要你负责！”高仲谦立即命令民团不许开枪。周恩来一行这才从南山绕过去赶到机场。

周恩来的随行人员多，飞机坐不下，可是到西安事情多，任务重，又不能减少人员，只好让龙飞虎和杨永保两人躺在飞机的行李舱里随他去西安。

因为来接周恩来的这架飞机上还带来了一部分张学良送给红军的枪支弹药，于是周恩来留下曾山等人负责照管，并交代高仲谦要保证留下人员的安全。可是，等周恩来坐上飞机一上天，那个县长就要抓曾山。但民团考虑到红军的声威，希望给自己日后留条后路，拒绝听令，曾山等人才得以幸免。此时肤施城内人心浮动，草木皆兵，县府“大员”和民团们纷纷逃跑。第二天，王春圃率领的那支红军乘势进入肤施城，那是1936年的12月17日。也就是从这一天起，肤施就改称延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