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周恩来九死一生的飞行【4】

劳山枪声惊天地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又面临着一个新的艰巨任务——同国民党谈判。毛泽东说过“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因此周恩来的谈判路上是充满各种危险的。

与周恩来同行的有被派往香港工作的张云逸和去西安联络处工作的孔石泉等，还有几位新闻记者，共有20多人。

对周恩来这次出行的安全保卫工作，边区保卫处做了周密的部署。他们对沿途情况做了分析，认为“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已收起反共打内战的破旗，讲了一些团结抗日的话，沿途驻扎的又多是东北军和西北军，自然无碍。至于土匪、民团之类，当时正在被清剿之中，他们躲都躲不及，哪还敢搞大的动作？

但是为了有备无患，保卫部还是派了特务队一个加强排前往护送，且计划让3辆卡车同行。这样，不但有情况可以互相策应，而且到底哪一辆车是重点，也使外人难以辨认。当时对车辆和人员都进行了监控，随行人员头一天都不知道去执行什么任务，唯有加哨看守的3辆汽车，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消息还是泄露了出去。

车队本来定于4月24日启程的，但由于中央对国共合作新一轮谈判中的一些问题还没有敲定，因此决定让两辆卡车先行，留一辆卡车和周恩来等人于第二天启程。周恩来还特意让他的随从副官、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陈友才，告诉先行的特务队一排排长等人要注意安全。

那天早饭后，毛泽东站在他土窑洞坡地的枣树下，目送着周恩来一行离开延安。

山间公路坑坑洼洼，周恩来的汽车像一只小船行驶在大海里，不停地颠簸摇晃。周恩来、陈友才均坐在驾驶室里。周恩来坐最右侧。坐在后车厢里的特务队一排副排长陈国桥和战友们说说笑笑，非常兴奋。他们当中大多数都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行军打仗全靠双脚，像今天这样坐着带轮子的汽车进西安古城，平生还是第一遭。

周恩来的警卫员刘久洲站在后车厢里，望着路旁飞一般倒退着的树木、房舍、田垅，兴奋之余又有几分担心。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坐汽车。他下意识摸摸腰间的手枪：“这家伙跑得这么快，有了情况咋办，能打准吗？”

“颠簸得很厉害，是不好打。”张云逸的警卫员温太林也顾虑重重。

在干部、战士们的说笑声中，卡车通过了三十里铺，进入劳山山区。山上路窄不平，弯弯曲曲，上上下下，黄土弥天。司机老李加大油门，发动机吃力地吼叫着，一鼓作气进入峭壁耸立的峡谷，而后爬上最高点，越过山脊进入了甘泉县境。

周恩来透过明亮的车窗，看到汽车穿过重峦叠嶂的峡谷，峰回路转地来到一个宽阔的山坳，便对陈友才讲起一个故事：“1935年10月，蒋介石派兵对刚到陕北的红军进行围攻，东北军主力一一○师的两个团和师直属部队，就是在这里被我红十五军团包围歼灭的……”

“砰！”突然传来的一个声响打断了周恩来的谈话。

“什么声音？”站在后车厢的陈国桥警惕地问了一句。

“好像是牧羊的鞭子声。”温太林不假思索地回答。

“鞭子？”陈国桥提出疑问，“在这荒山辟岭，根本看不到放羊的，哪来的鞭子响？”

话音未落，又听到“砰砰砰”几声响。

“是枪声！”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张云逸，马上意识到出现枪响的现象不是偶然的。他警惕地看了看前方、周围环境和卡车所处的位置。

这是一个簸箕形的山坳，山坳谷地是几条山沟的交汇点，中间有一个被当地人称之为“湫”的深水潭，公路穿潭而过，将潭一分为二。潭左是一大片苇塘。苇塘后边是陡峭的沿湫山。潭右是一片树林，林的后边是一个圆形山包的山坳。山坳的正前方横着一条300多米宽30多米高的大坝梁。

这时，左侧的峭壁上，左后侧的崖畔间和车头方向，都响起了枪声。周恩来立刻断定他们遭到敌人伏击了，可是，他从全局上判断：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这里不可能有大部队伏击红军，而去西安与国民党谈判事关民族存亡，一刻也不能耽搁。于是，他果断地命令司机老李：“冲过去！”

司机也意识到了情况危急，他将油门一踩到底，卡车吼叫着喷出黑烟，直往前冲去，他希望能甩开敌人。

可是敌人事先已经做了精心准备，他们在土公路上挖了堑壕，卡车往前还没冲出五六米远，右车轮就已陷进沟壕，侧歪在路上，还险些翻了车，老李只好熄火。这时，埋伏在前边不远的坝梁上的敌人开火了，机枪、步枪一齐向卡车射击。车轮被打瘪，驾驶室的挡风玻璃被打得四下飞溅，随着卡车嘎的一声停住，司机老李身中数弹，倒在驾驶座上，再也未能站起来。

“这是敌人的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伏击行动。”随着驾驶室的右车门的自然颠开，周恩来也敏捷地翻滚出驾驶室，对车上的人发出短促的命令：“下车！散开！还击！”

坐在车厢里的张云逸命令陈友才和陈国桥：“陈参谋长，你保护周副主席迅速转移；陈排副，你组织战士进行抵抗。”

听到命令，干部、战士迅速跳下车抢占有利地形，予以还击。尽管敌人居高临下，用的都是长枪，给他们造成很大的杀伤。但他们毫不畏惧，手持短枪顽强地战斗着。

陈友才还没来得及下车，腿部就中了一枪，但他还是忍着疼痛，一面挥舞手臂示意警卫人员掩护周恩来迅速撤离，一面挣扎着爬起来向敌人射击。他头戴礼帽身穿西服挥舞手臂的举动，吸引了众多的敌人，子弹都集中向他射来。此刻他也意识到，自己越是能吸引敌人的火力，就越能减少周恩来的危险，于是他巧妙地利用车头、车帮和车上的行李做掩护，与敌人展开了周旋。

就在周恩来等人往右撤下公路时，陈友才为了吸引敌人的火力，拖着疼痛的伤腿，不停地向敌人射击。但不久，他就被敌人射来的排枪子弹夺去了生命。陈国桥强压着悲痛，鼓励特务队的战士们：“陈参谋长死得英勇，死得光荣。我们要像他那样，不怕牺牲，坚决顶住，确保周副主席的安全！”

周恩来带领张云逸、孔石泉等人钻进树林，虽然不时噼噼啪啪打来一阵冷枪，直打得树叶、草茎乱飞，却不见有敌人追来。他们转过一个山头，来到另一个山坳，未发现有敌人堵截。直到这时，才发现张云逸的手被子弹擦破了皮，孔石泉衣领右侧被打穿了几个洞，但均未伤筋动骨。

正行进间，忽然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3人迅速做好战斗准备，待临近一看，原来是特务队的战士曹鸿都。曹鸿都向周恩来汇报了他撤出战斗时的情景，并说他是奉陈国桥之命特意赶来保护首长的。

4个人转过几个山头，来到劳山西处的一侧。在这里已看不到敌人，但还能听到枪声。周恩来向枪响的方向久久地伫立着，沉默不语。

张云逸说：“看来伏击我们的不像正规部队，可能是一股土匪，估计他们不会追来了，不过也不能在这里久留，我们还是回延安吧！”

4人攀登断壁危崖，走进一条山谷。突然发现两边都是悬崖峭壁，前边沟掌里有个两丈多高的土崖，长满了树丛和茅草，密密麻麻的连条羊肠小道都没有，根本无法通过。这时，他们才明白：怪不得敌人在右边没有设伏，因为人在这里无处藏身。周恩来看曹鸿都急得满头大汗，就安慰道：“不要紧张，办法是想出来的。”

曹鸿都突然发现崖上的树梢低垂，离地面不到两丈。他往上一跳，伸手抓住了崖坡上的树枝，一摇一晃，脚在悬崖上蹬了几下，一下跃到了崖上。接着他把绑腿解下来，和其他几个人的绑腿连接成一根绳子，将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分别拉到崖上。

4个人沿着山梁向延安方向走去。这一带树林稠密，山路崎岖，很难辨别方向。所幸此时正是春忙季节，山峁上已有不少老乡在耕作。曹鸿都向一名老乡问路，谁知老乡神色慌张，像哑巴似的一句话也不说。

“老乡当然不敢说话了，人家哪里知道你是好人坏人！”周恩来指着曹鸿都手里的盒子枪，微笑着说：“还是装进套子里吧！”

曹鸿都这才恍然大悟，把盒子枪装进枪套，再次客客气气地向老乡请教。老乡得知他们是红军，很痛快地告诉他：“从这个山梁下去，就是三十里铺。”

三十里铺？延安保卫局在那里设了一个检查站，只要到了那里就好办了。于是，他们就往三十里铺走，终于脱险。

就这样，周恩来脱险了。然而，劳山遇袭，周恩来一行22人，当场就牺牲了11位，其他人也都受了伤，只有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和曹鸿都4人平安无事。在劳山遇袭后，周恩来一直随身带着一张陈友才的一寸照片，在这张照片背后，周恩来亲笔写下了“劳山遇险，仅剩四人”几个字。几十年之后的1973年，周恩来陪外宾到延安时，还对延安地委书记土金璋等人说：“我一生遇到过许多危险，在劳山的那次是最危险的一次。”

周恩来劳山遇袭之所以能平安无事，据亲历者刘久洲回忆，可能是因为周恩来坐在驾驶室最右边，而土匪挖在路上的壕沟刚好把卡车右前轮陷了进去，这样，他所处的位置就成了全车最低的地方。加之他久经沙场，十分机智，而且在卡车右前轮陷进去的一刹那，驾驶室右前门也自然被颠开了，刚好为他挡住了前边飞来的子弹。

土匪在劳山的袭击，路途上的艰险没有吓到周恩来，第二天他又坐上汽车赶往西安了。

西安事变后的短短3个多月，周恩来就先后4次遇险、遭袭。可是，他为了拯救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祖国，却一往无前，毫不退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