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在重庆的三次重要谈判【3】

　　1942年至1943年间的国共谈判

　　汪精卫的叛国投敌行径，激起了全国声势浩大的“讨汪”运动（资料图）

　　1941年，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相继爆发，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到空前规模。在欧、亚、非、美四大洲和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三大洋等广阔地域里，有61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卷入战争。1942年1月1日，以美、英、苏、中4国为首的26个参加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对中国抗日战争和国共两党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1942年5月至6月期间，国共两党开始谋求彼此关系的改善。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宣言》强调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应继续团结，承认蒋介石不仅是抗战的领导者，而且是战后新中国建设的领导者。这是“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政策的一个重要转变，反映了毛泽东关于“极力团结国民党，设法改善两党关系，并强调战后仍须合作建国”的愿望。7月21日和8月14日，蒋介石两次约见周恩来，表达了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愿望。

　　周恩来与蒋介石谈话后，立即将会面情况报告毛泽东。他认为毛泽东与蒋介石谈判尚非其时，并建议先以林彪或朱德为代表见蒋，以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中共中央先是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但毛泽东于8月19日又致电周恩来，认为根据当前形势，他还是应该亲自与蒋介石谈判。周恩来认为，蒋介石虽有了用政治办法解决国共关系的意向，但具体问题尚未涉及，对共产党的压迫毫无减轻，会晤地点又在西安，因此认为蒋、毛会面时机略早。而毛泽东仍倾向于见蒋，认为在目前国际国内的大局势下，见蒋有益无害，并迫切地表示，等林彪到西安见到蒋介石后，就确定与蒋介石见面的时间。他还再三表示：“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十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

　　9月5日，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全面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经过反复磋商，毛泽东终于与周恩来取得了一致意见，决定派林彪会见蒋介石。

　　10月7日，林彪到达重庆，同周恩来一起与国民党方面展开谈判，并于13日，由张治中陪同会见蒋介石。16日，周恩来、林彪应约会见张治中。林彪说明中共有几十万军队在敌后抗击日军，要求国民党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进攻，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发饷，发弹；允许将中共领导下的军队编为两个集团军。张治中立即将话头打断，建议林彪先同各方面多谈，然后再同他谈。

　　根据国共代表接触过程中表现出的种种迹象，周恩来作出明确判断：通过谈判来解决两党间具体问题的时机尚不成熟。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分析，蒋介石及国民党要人都倾向于以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来代替全面军事破裂。但是国民党并不急于解决，而以为时间越延长，中共困难就越大，越有利于使中共就范。“他们的政治解决的中心仍以军事为主，而以能否服从调遣、变更防地为前提”。

　　12月14日，周恩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党员大会上作关于国共关系问题的报告，指出，目前是“空气缓和”，“关系恢复”，趋向好转，但能否解决具体问题，尚“在两可之间”。南方局当前的任务是促使蒋介石转变其对中共的方针。基本方针仍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和民主。具体方针是“争取好转，勿忘防御”；“争取合作，勿忘斗争”；“争取发展，勿忘巩固”。此后，周恩来、林彪又几次同国民党方面谈判，国民党方面仍未提出正式谈判方案，只答复中共提出的方案与之要求差距甚远。

　　1943年1月，周恩来会见张治中，宣读中共方面最后的4项意见：一是党的问题，中共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并实行三民主义。国民党中央亦可在中共地区办党、办报；二是军队问题，希望军队编4个军12个师，并按中央军队待遇；三是陕北边区，照原地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四是作战区域，原则上接受开往黄河以北的规定，但现在只作准备，战事完毕，保证立即实施。如战时情况可能（如总反攻等），亦可商量移动。张治中逐条抄录并核对后送交蒋介石。蒋介石立刻召集临时军事会议。会上发言的人，大多数表示不能接受。蒋介石没有表态，只是说：“好吧，再说吧！”于是，谈判进入搁浅状态。

　　周恩来、林彪同国民党当局的谈判虽未取得到任何结果，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共关系。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