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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秉德深情细说在伯父周恩来身边的日子【5】

余 玮

2019年06月17日15:15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非常时期的伯父成了一个“非常人”

  1967年5月,周秉德出差到北京,到西花厅去看望伯父、伯母,无意间站在伯父办公室门口往里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只见办公桌上、躺椅上、地面上,到处是一叠叠文件。原来,各部委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无法正常工作,全国各地的问题和文件都往西花厅报。于是,伯父睡眠的时间越来越少,夜以继日地工作,一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是家常便饭。

  一见面,周秉德见伯父的脸变得瘦削了,原本炯炯有神的双眼也布满了血丝。吃饭时,周恩来三下两下便放下筷子,急匆匆地往办公室赶。这时,周秉德意识到:“伯父老了,也更忙了。”在伯父办公室门上,周秉德还发现了一张“大字报”,是他身边人员写的,还有伯母的5条补充建议,内容都是请求他注意休息,改变工作方式与生活习惯,保重身体。细一看,陈毅、叶剑英、李先念也在上边签了字,伯父在上面写了8个大字:“诚恳接受,要看实践。”但是周秉德听伯母讲,他还是没兑现,休息得很少,于是在伯父的8个大字旁写了两行小字:“您的实践做得不够,必须真正实践才行。”

  周秉德记得那一天,自己被留在西花厅吃午饭。饭桌上,她就西安各大学的造反派冲击陕西省委发了牢骚。周恩来耐心引导她,周秉德还是想不通:“为什么只相信少数学生,不相信广大的工农兵?”“那么多的老干部怎么会都是走资派?”这一讲,周恩来更火了:“你是省委、市委派来说服我的吗?”其实,当时周恩来同绝大多数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样,对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那场“文化大革命”也尚未理解,但毕竟是党的领导人之一,必须维护与执行党中央的决定。“我犯过政治错误,但从来没有犯过组织错误。”这是他曾对周秉德等说过的一句话。

  1968年8月,周秉德回北京打算探视已被关押半年的父亲,可是未被允许。事后她才知道,这是外交部部分红卫兵报到江青那里的一个案子,诬陷周恩寿参加了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组织的“聚餐会”这个所谓的“反革命组织”。江青批送周恩来处,周恩来亲笔批示逮捕令,指示立即逮捕自己的亲弟弟。当夜,周恩寿被秘密抓走。几个月后查清了有关来龙去脉,案子水落石出,但上边有命令,人还押在卫戍区,案子却移交给了“刘少奇专案组”。因此,此案一拖再拖,周恩寿被关了7年多,直到1975年5月才被释放出来。

  周恩寿出狱时,周秉德与父亲相拥而泣。周恩寿含泪对周秉德说:“秉德,你莫哭!你爸爸这些年来一直与部长以上的大人物关在一起,我担心那些造反派整我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整你伯父。因此,天大的压力,我也要努力地活下去。你的爸爸没有错,你的伯父更没有错。”

  最后一次天真的通话与不很在意的见面

  1976年,周恩来去世的时候,周秉德正出差上海。1月9日清晨,她从广播里听到这噩耗时,当时就惊呆了。同事给她买了当天的机票,周秉德赶回了北京。在回京的路上,悲痛的周秉德回想起与伯父通最后一次电话、见最后一次面时的情景。

  1975年5月12日下午,周秉德接到伯父的保健护士王力的电话后,便赶到她家。王力说:“总理有病,可能比较严重。昨天我们几个医生、护士在医院与他见面时,他问‘你说我还能活一年吗?’当时我愣住了。他有病,应积极治疗,带这种情绪会影响治疗效果的。秉德,你设法去见见你伯父,好好劝劝他。”

  可是,邓颖超一再阻拦情绪激动的周秉德去305医院见伯父,说中央有规定。于是,周秉德只得拨通病房的电话,通过电话与伯父交流。电话中,周恩来的声音还是那么亲切、从容。周秉德一再打断他的嘘寒问暖,问他是否讲了那句话。“只是开个玩笑,有什么?”周恩来依然轻松地回答,周秉德急了:“这玩笑也不应讲,我们听了心里不好受,您要长命百岁,再为国家多做贡献。”

  “你是共产党员,是唯物主义者,人总是有那么一天的。说那话也的确没什么,想开点,好吗?”电话中的伯父,语气时而严肃,时而缓和。

  “我不忍多占您的时间,千万请注意休养好,配合治疗。如果不想呆在医院里,就回家住,或到南方走走,散散心,好不好?”放下电话前,周秉德一再恳求、劝告伯父甩掉思想负担,保重身体。

  1975年5月20日,是周秉德最后一次见到伯父。那天,一走进西花厅,周秉德只见伯父微笑地坐在一个小沙发上,双脚搁在一个小墩子上,脸庞更为消瘦,老年斑比以前也更多了。问候后,周秉德在伯父身边坐下,当时伯父气色还可以,他还询问了自己的工作和孩子情况。聊了一会儿,周秉德怕过多打扰伯父休息,便起身告辞。出门时,周秉德提出要伯父合张影。“你看,家里人很多,下次我们再照吧!”周恩来握着周秉德的手,轻声说。

  真没想到,这一天竟成了永别,伯父说的“下一次”再也没有了,成了周秉德一辈子的遗憾。尽管周恩来在6月15日最后一次回到西花厅,但周秉德却因当天要招待丈夫多年不见的老同学,而放弃了这次见面的机会——一心想着伯父的病,多休息,多疗养会好一些的。

  如今,周秉德想起来,“感觉那时的我太天真了,其实当时的伯父身患膀胱癌4个年头了,并早已恶化,小便次次是血尿。但这在当时都严格保密,住院期间,七妈坚持按当时中央的规定,不让亲属探视。若我知道他病情竟如此严重,说什么我也要闯进医院的”。

  “其实,1976年1月8号中午七妈就让秘书将噩耗第一个告诉了我爱人沈人骅,让我爱人赶紧转告我和在京亲属——其他不在北京工作的就不让他们来参加葬礼。七妈特地嘱咐秘书,给外地拍电报:见报请勿回京。也就是说见到伯父去世的消息,不要到北京来,要坚守岗位,不要影响工作。”周秉德回忆说。

  回到北京,周秉德戴着黑纱来到了西花厅。原以为伯母会在床上躺着哭成个泪人,没想到她是在客厅里,而且站着等自己,周秉德抱着她痛哭。邓颖超始终没有眼泪,说:“秉德啊,要坚强啊,不能哭啊!化悲痛为力量,化悲痛为力量!”……

  “1月10日,我们一起到北京医院后边的一个小太平间里去参加告别仪式,那时弟弟妹妹和有些亲戚都来了。在条件很简陋的一个小院子里,一个小的告别室,我打头,弟弟妹妹,还有哥哥嫂嫂,跟我伯父做最后的告别。那天很冷,我当时没有穿大衣,戴着围巾、手套。来到告别室门外,我突然感到戴手套、围巾是对伯伯不恭,我就把手套什么的都脱下来,往地下一扔,才走进去。”看到伯父消瘦的遗容,周秉德难过极了。

  周秉德回忆说:“除了撒骨灰,我们参加了所有的告别仪式,但七妈特别交代媒体不要报道我们,现在想起来她是在保护我们,因为那个时候‘四人帮’还没倒台,她不想让我们多露面。”

  “1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开了追悼会以后,七妈在台湾厅召集亲属、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共同开会。七妈对我们讲话,特别是对于丧葬仪式的改革,讲我国几千年都实行土葬,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号召实行火葬,这是一场丧葬革命;现伯父主张火葬不保留骨灰,这又是一场殡葬革命,你们要支持伯父这个主张!就说要撒掉骨灰。另外因为两位老人家一直说他们是党的人,他们的一切行为,他们的葬礼都要由党支部来执行。西花厅的工作人员是一个党支部,所以他的事情都交给党支部去做。15日至次日凌晨,西花厅党支部工作人员罗青长、张树迎、高振普,还有中组部一位领导,4个人一起坐军用飞机,将伯父的骨灰撒在北京、天津和山东北部黄河入海口等处。”周秉德说,伯父的身体虽然什么也没有留下,但他的名字,他的形象,他的品格,他的精神,却又装满了亿万人民的心田,在以后的日子,随着岁月渐渐越走越远,她越来越深地体会到这一点!

  1992年7月11日,伯母邓颖超溘然长逝,留给周秉德的依然是无尽的哀思和深深的怀念。“今年是七妈100周年的诞辰,老人的影子还是时在我脑海里出现,无法忘记七妈对我的关爱,她襟怀坦荡、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和谦虚谨慎、密切联系群众的公仆本色值得人们学习”。

  伯父伯母去世后,每逢1月8日伯父忌日和3月5日伯父生日及有关伯母的相关纪念日,周秉德一大家都要和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一起,在周恩来像前鞠个躬。每每走进西花厅,周秉德都不敢多看那开满海棠花、芍药花的庭院和园中的小径,她仿佛可以看见伯父、伯母的身影,听到伯父朗朗的笑声和伯母谆谆的教诲,自己又沉浸在对他们绵绵不绝的思念之中无法走出来。

  周秉德曾先后任职于北京首饰进出口公司、北京市外贸局、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88年到侨办《华声报》担任副社长,后来到中新社担任副社长,直到1998年退休。退休后的日子仍然很忙,因为一些单位常找她去讲课或作报告,讲她所受的人生教育。她说,掐指一算,怎么也得上百场了!

  这些年来,周秉德的记忆里一直荡漾着伯父的音容笑貌,“我觉得他那双眼睛依然在注视我现在所做的一切。伯父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一切都是人民给的,无论你今后从事什么工作,都要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我将铭记伯父、伯母的教诲,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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