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德深情细说在伯父周恩来身边的日子【5】

　　非常时期的伯父成了一个“非常人”

　　1967年5月，周秉德出差到北京，到西花厅去看望伯父、伯母，无意间站在伯父办公室门口往里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只见办公桌上、躺椅上、地面上，到处是一叠叠文件。原来，各部委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无法正常工作，全国各地的问题和文件都往西花厅报。于是，伯父睡眠的时间越来越少，夜以继日地工作，一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是家常便饭。

　　一见面，周秉德见伯父的脸变得瘦削了，原本炯炯有神的双眼也布满了血丝。吃饭时，周恩来三下两下便放下筷子，急匆匆地往办公室赶。这时，周秉德意识到：“伯父老了，也更忙了。”在伯父办公室门上，周秉德还发现了一张“大字报”，是他身边人员写的，还有伯母的5条补充建议，内容都是请求他注意休息，改变工作方式与生活习惯，保重身体。细一看，陈毅、叶剑英、李先念也在上边签了字，伯父在上面写了8个大字：“诚恳接受，要看实践。”但是周秉德听伯母讲，他还是没兑现，休息得很少，于是在伯父的8个大字旁写了两行小字：“您的实践做得不够，必须真正实践才行。”

　　周秉德记得那一天，自己被留在西花厅吃午饭。饭桌上，她就西安各大学的造反派冲击陕西省委发了牢骚。周恩来耐心引导她，周秉德还是想不通：“为什么只相信少数学生，不相信广大的工农兵？”“那么多的老干部怎么会都是走资派？”这一讲，周恩来更火了：“你是省委、市委派来说服我的吗？”其实，当时周恩来同绝大多数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样，对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那场“文化大革命”也尚未理解，但毕竟是党的领导人之一，必须维护与执行党中央的决定。“我犯过政治错误，但从来没有犯过组织错误。”这是他曾对周秉德等说过的一句话。

　　1968年8月，周秉德回北京打算探视已被关押半年的父亲，可是未被允许。事后她才知道，这是外交部部分红卫兵报到江青那里的一个案子，诬陷周恩寿参加了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组织的“聚餐会”这个所谓的“反革命组织”。江青批送周恩来处，周恩来亲笔批示逮捕令，指示立即逮捕自己的亲弟弟。当夜，周恩寿被秘密抓走。几个月后查清了有关来龙去脉，案子水落石出，但上边有命令，人还押在卫戍区，案子却移交给了“刘少奇专案组”。因此，此案一拖再拖，周恩寿被关了7年多，直到1975年5月才被释放出来。

　　周恩寿出狱时，周秉德与父亲相拥而泣。周恩寿含泪对周秉德说：“秉德，你莫哭！你爸爸这些年来一直与部长以上的大人物关在一起，我担心那些造反派整我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整你伯父。因此，天大的压力，我也要努力地活下去。你的爸爸没有错，你的伯父更没有错。”

　　最后一次天真的通话与不很在意的见面

　　1976年，周恩来去世的时候，周秉德正出差上海。1月9日清晨，她从广播里听到这噩耗时，当时就惊呆了。同事给她买了当天的机票，周秉德赶回了北京。在回京的路上，悲痛的周秉德回想起与伯父通最后一次电话、见最后一次面时的情景。

　　1975年5月12日下午，周秉德接到伯父的保健护士王力的电话后，便赶到她家。王力说：“总理有病，可能比较严重。昨天我们几个医生、护士在医院与他见面时，他问‘你说我还能活一年吗？’当时我愣住了。他有病，应积极治疗，带这种情绪会影响治疗效果的。秉德，你设法去见见你伯父，好好劝劝他。”

　　可是，邓颖超一再阻拦情绪激动的周秉德去305医院见伯父，说中央有规定。于是，周秉德只得拨通病房的电话，通过电话与伯父交流。电话中，周恩来的声音还是那么亲切、从容。周秉德一再打断他的嘘寒问暖，问他是否讲了那句话。“只是开个玩笑，有什么？”周恩来依然轻松地回答，周秉德急了：“这玩笑也不应讲，我们听了心里不好受，您要长命百岁，再为国家多做贡献。”

　　“你是共产党员，是唯物主义者，人总是有那么一天的。说那话也的确没什么，想开点，好吗？”电话中的伯父，语气时而严肃，时而缓和。

　　“我不忍多占您的时间，千万请注意休养好，配合治疗。如果不想呆在医院里，就回家住，或到南方走走，散散心，好不好？”放下电话前，周秉德一再恳求、劝告伯父甩掉思想负担，保重身体。

　　1975年5月20日，是周秉德最后一次见到伯父。那天，一走进西花厅，周秉德只见伯父微笑地坐在一个小沙发上，双脚搁在一个小墩子上，脸庞更为消瘦，老年斑比以前也更多了。问候后，周秉德在伯父身边坐下，当时伯父气色还可以，他还询问了自己的工作和孩子情况。聊了一会儿，周秉德怕过多打扰伯父休息，便起身告辞。出门时，周秉德提出要伯父合张影。“你看，家里人很多，下次我们再照吧！”周恩来握着周秉德的手，轻声说。

　　真没想到，这一天竟成了永别，伯父说的“下一次”再也没有了，成了周秉德一辈子的遗憾。尽管周恩来在6月15日最后一次回到西花厅，但周秉德却因当天要招待丈夫多年不见的老同学，而放弃了这次见面的机会——一心想着伯父的病，多休息，多疗养会好一些的。

　　如今，周秉德想起来，“感觉那时的我太天真了，其实当时的伯父身患膀胱癌4个年头了，并早已恶化，小便次次是血尿。但这在当时都严格保密，住院期间，七妈坚持按当时中央的规定，不让亲属探视。若我知道他病情竟如此严重，说什么我也要闯进医院的”。

　　“其实，1976年1月8号中午七妈就让秘书将噩耗第一个告诉了我爱人沈人骅，让我爱人赶紧转告我和在京亲属——其他不在北京工作的就不让他们来参加葬礼。七妈特地嘱咐秘书，给外地拍电报：见报请勿回京。也就是说见到伯父去世的消息，不要到北京来，要坚守岗位，不要影响工作。”周秉德回忆说。

　　回到北京，周秉德戴着黑纱来到了西花厅。原以为伯母会在床上躺着哭成个泪人，没想到她是在客厅里，而且站着等自己，周秉德抱着她痛哭。邓颖超始终没有眼泪，说：“秉德啊，要坚强啊，不能哭啊！化悲痛为力量，化悲痛为力量！”……

　　“1月10日，我们一起到北京医院后边的一个小太平间里去参加告别仪式，那时弟弟妹妹和有些亲戚都来了。在条件很简陋的一个小院子里，一个小的告别室，我打头，弟弟妹妹，还有哥哥嫂嫂，跟我伯父做最后的告别。那天很冷，我当时没有穿大衣，戴着围巾、手套。来到告别室门外，我突然感到戴手套、围巾是对伯伯不恭，我就把手套什么的都脱下来，往地下一扔，才走进去。”看到伯父消瘦的遗容，周秉德难过极了。

　　周秉德回忆说：“除了撒骨灰，我们参加了所有的告别仪式，但七妈特别交代媒体不要报道我们，现在想起来她是在保护我们，因为那个时候‘四人帮’还没倒台，她不想让我们多露面。”

　　“1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开了追悼会以后，七妈在台湾厅召集亲属、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共同开会。七妈对我们讲话，特别是对于丧葬仪式的改革，讲我国几千年都实行土葬，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号召实行火葬，这是一场丧葬革命；现伯父主张火葬不保留骨灰，这又是一场殡葬革命，你们要支持伯父这个主张！就说要撒掉骨灰。另外因为两位老人家一直说他们是党的人，他们的一切行为，他们的葬礼都要由党支部来执行。西花厅的工作人员是一个党支部，所以他的事情都交给党支部去做。15日至次日凌晨，西花厅党支部工作人员罗青长、张树迎、高振普，还有中组部一位领导，4个人一起坐军用飞机，将伯父的骨灰撒在北京、天津和山东北部黄河入海口等处。”周秉德说，伯父的身体虽然什么也没有留下，但他的名字，他的形象，他的品格，他的精神，却又装满了亿万人民的心田，在以后的日子，随着岁月渐渐越走越远，她越来越深地体会到这一点！

　　1992年7月11日，伯母邓颖超溘然长逝，留给周秉德的依然是无尽的哀思和深深的怀念。“今年是七妈100周年的诞辰，老人的影子还是时在我脑海里出现，无法忘记七妈对我的关爱，她襟怀坦荡、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和谦虚谨慎、密切联系群众的公仆本色值得人们学习”。

　　伯父伯母去世后，每逢1月8日伯父忌日和3月5日伯父生日及有关伯母的相关纪念日，周秉德一大家都要和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一起，在周恩来像前鞠个躬。每每走进西花厅，周秉德都不敢多看那开满海棠花、芍药花的庭院和园中的小径，她仿佛可以看见伯父、伯母的身影，听到伯父朗朗的笑声和伯母谆谆的教诲，自己又沉浸在对他们绵绵不绝的思念之中无法走出来。

　　周秉德曾先后任职于北京首饰进出口公司、北京市外贸局、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88年到侨办《华声报》担任副社长，后来到中新社担任副社长，直到1998年退休。退休后的日子仍然很忙，因为一些单位常找她去讲课或作报告，讲她所受的人生教育。她说，掐指一算，怎么也得上百场了！

　　这些年来，周秉德的记忆里一直荡漾着伯父的音容笑貌，“我觉得他那双眼睛依然在注视我现在所做的一切。伯父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一切都是人民给的，无论你今后从事什么工作，都要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我将铭记伯父、伯母的教诲，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