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德深情细说在伯父周恩来身边的日子【3】

　　职业选择对自己亦宽亦严

　　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国内的宣传活动热火朝天，周秉德所在的班级有好几位十五六岁的同学都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周秉德揣着羡慕的劲头，也在报名处拼命地挤。可是因年龄太小，报不上名。

　　周恩来知道后，不由哈哈大笑：“一个小孩，人家怎么会要你？”见周秉德撅起了小嘴巴，周恩来又过来安慰她：“当然愿望是好的，可要立足实际啊！你年纪还小，好好学习，今后报效祖国的机会有的是！再说，留在后方，也可搞宣传发动工作。”本来心里有些沮丧的周秉德，听到这里茅塞顿开。于是，她积极参加了学校业余剧团，在校内、农村和社会上多次开展抗美援朝的宣传活动。

　　1952年，周秉德面临初中毕业。这时，国内上映了一部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片中主人公瓦尔瓦娜投身乡村，为小学教育呕心沥血的情节深深打动了周秉德。她感到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而教育力量还很薄弱，一个教师梦开始时时萦绕在周秉德心底。

　　周六，周秉德照例回西花厅。餐桌上，她禁不住把自己择业的小秘密告诉了伯父、伯母。“好啊，女孩子选择做教师挺不错的，何况国家现在正需要大批的教师去培养人才参与祖国建设，当教师很有意义。当年我16岁，一毕业也是当教师的。当教师，我支持你。”邓颖超一听周秉德“宣布”的“决定”，马上做出欣慰的反应，并转过头向正在举筷吃饭的周恩来说：“秉德不准备考高中，打算报名上师范学校，你怎么不吭一声，表个态？”

　　周恩来放下筷子，缓缓地说：“这事应该让她独立思考。有你一人说就够了，我讲多了对她成长不好，压力大了。万一有一天她犹豫、后悔，都没办法。况且，她还应听听她爸爸妈妈的意见。”

　　这一年，周秉德梦想成真，被保送进北京师范学校。当时师资不够，不少适龄儿童无法入学，周秉德意识到师范生得赶快加入教师行列，补充师资力量。于是，一毕业她就主动放弃了上师范大学的机会，被分配到北京东郊区（现朝阳区）第三中心小学，在四年级做班主任，教语文和算术，真正成了一名乡村女教师。

　　然而，周秉德在教师岗位上工作才两三个月，又被调到区委参加肃反工作。“搞这项工作，要仔细、谨慎、实事求是！作为宣传教育群众的干部，自己一定要注意领会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这是伯父对她的叮嘱。在区委工作的日子里，周秉德扎扎实实地工作在基层 ，没有任何职务，也没暴露出与周恩来的亲属关系，更没借用他们的特殊关系为升迁动过脑子。伯父、伯母为这个侄女的良好表现感到欣慰。

　　1965年，周秉德的丈夫沈人骅被调到西安工作。不久，为了减轻北京城市人口居高不下的压力，中央文件规定：“夫妇双方，如一方不在北京，另一方跟着调离北京。”周秉德说，伯父、伯母对自己随夫离京没有半点干预，更没有托熟人照顾她这个人生地不熟的侄女。“你的孩子，从小要严格教育，不能宠！”这是伯父在周秉德离京时对她的交代。

　　周秉德被分配在西安市轻工业局人事科工作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时间，她成了造反派揪斗的对象——他们要周秉德交出局长们安排的接班人的名单，被周秉德拒绝了。被骂成“ 死老保”的周秉德，不断被造反派拉去问话、批斗，还关过3天。“如果你讲出你是周总理的亲侄女，造反派一定不敢关你了！”看过周秉德档案的人事科长感慨地说，但周秉德听后只是连连摇头。让周秉德欣慰的是，不论在哪里，自己依靠的还是组织，并没有依靠什么关系为自己开脱。

　　直到1974年，丈夫因工作需要被调回北京，周秉德也随他回京工作。她去西花厅看伯父、伯母时，一见面，周恩来听说周秉德已调回京，眼一瞪：“秉德，你是不是因我的关系调回来的？”“恩来，你不要忘了，秉德不光是你的侄女，还是人骅的妻子，是军人家属。”邓颖超的话刚说到这，周恩来连连摆手：“我放心了，是随军人调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