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风知劲草，岁寒见后凋——周恩来与郭沫若

开国之初，周恩来任政务院总理，郭沫若同董必武、陈云、黄炎培任副总理。当时，指导各行政部门的3个指导委员会，即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相当于政务院的3个分院。郭沫若兼任文化教育委员会的主任，是周恩来管理文化教育工作的主要助手。而周恩来和郭沫若的相识相交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时期和抗战时期。

　　一、一副悼父赞子联

　　1939年7月，郭沫若的父亲郭朝沛先生病逝。10月，郭沫若营葬父亲并举行家祭，作《祭父文》。当时，郭氏兄弟收到军政要员、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送来的挽联和挽幛共三百多副。周恩来送的挽联是：

　　

　　“功在社稷，名满寰区，当代文人称哲嗣；

　　我游外邦，公归上界，遥瞻祖国吊英灵。”

　　这副挽联，既表达了对郭朝沛先生的沉痛悼念，又对郭沫若作了高度的评价。“哲嗣”是对别人儿子的敬语。周恩来盛赞郭朝沛之子郭沫若“功在社稷，名满寰区”。当时，周恩来正在苏联治伤，故联中又有“我游外邦”、“遥瞻祖国”之语。

　　郭沫若长周恩来六岁。

　　1926年5月间，周恩来去广东大学（即后来的中山大学）讲演，郭沫若去听讲演，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他们真正相识是这年6月，郭沫若在阳翰笙、李—氓陪同下到周恩来住处商定郭沫若参加北伐之事。从此，周恩来和郭沫若结下了50年的深情厚谊。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第二天，郭沫若在李一氓住处向周恩来汇报了蒋介石直接指挥在九江、安庆捣毁党部、工会，屠杀民众的严重情况;劝说周恩来从速离开上海。并提出:“上海现在不行了，我想回武汉组织力量讨伐蒋介石。”周恩来立即指出：“你的意见很好，尽快走吧。”他联系到宁波、杭州、南京、上海等地发生的类似郭沫若反映的情况，会同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共同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意见书，提出“蒋氏之叛迹如此”，“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否则，“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郭沫若和周恩来的看法是一致的，并为尔后革命进程证实是完全正确的。可是，他们的正确主张未能被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所接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

　　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根据中央决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发动八一南昌起义，郭沫若积极参加。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中，郭沫若由周恩来和李一氓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汕头军事失利后，郭沫若去了香港，不久又秘密回到上海，周恩来拟安排郭沫若全家去苏联，后因郭患了一场大病误了船期而未去成。不久，经周恩来同意郭沫若去了日本。

　　1937年卢沟桥一声炮响，郭沫若“别妇抛雏”，毅然回国投入抗日救国战争之中。

　　1937年12月南京陷落后，蒋介石迫于形势，决定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和第三党的黄琪翔任副部长，负责宣传工作的第三厅拟由郭沫若任厅长。郭沫若开始不愿意担任三厅厅长职，他觉得“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帮助欺骗”；“处在自由的地位说话，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机构，应该更有效力一点”，而且“一做了官，青年们是不会谅解”的。对此，周恩来晓之以三厅工作的重要性，他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周恩来并要阳翰笙劝慰郭沫若，不能以清高思想对待第三厅，这是个政权组织，作用不能低估，我们不是去做官，而是到尖锐复杂的环境中去工作，既要有热情，又要保持清醒和警惕。周恩来一边做郭沫若的思想工作，一边向国民党当局办交涉，争取较好的工作条件。1938年2月17日，周恩来致信郭沫若：“我已在原则上决定干”，“我们希望你也能采此立场”，“我在这两天将各事运用好后，再请你来就职，免使你来此重蹈难境”。在周恩来运筹下，郭沫若走马上任，第三厅成立了。

　　第三厅和后来组建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由于有周恩来的领导和郭沫若的声望，由于坚持了既与国民党合作又保持相对独立性的方针，成了以共产党人为核心，包括国民党员和民主党派以及其他爱国人士的统一战线机构，成了国统区抗战文化的中坚。

　　1938年2月，胡风曾说，“中国现在没有像鲁迅先生那样一声号召可以波动世界的大作家。”然而斗争需要鲁迅的继承者。郭沫若在文化领域所取得的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成就以及他在北伐战争和抗战初期表现出的革命和爱国精神，使他在文化界和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周恩来认为郭沫若是一个适当的人选，向党中央提出建议，并由中共中央在1938年夏作出党内决定，确认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为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郭沫若通过第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和他的戏剧创作、史学研究，在事实上也确立起了文化界的领袖地位。

　　毋庸置疑，郭沫若“功在社稷，名满寰区”，成为文化界的领袖，其中也有周恩来的心血和贡献。周恩来逝世后，郭沫若曾激动地说：“恩来同志是我的领导，我参加革命的最早领导人，大革命的时候是他引导我参加了共产主义者的行列；抗日战争时，他领导我与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为党作宣传工作，　团结广大的知识分子。如果没有恩来同志的领导和帮助，我不能作出什么成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