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风知劲草，岁寒见后凋——周恩来与郭沫若【3】

三、文艺创作、历史研究的知音

　　周恩来和郭沫若不仅在像皖南事变这样的政治斗争中心灵相通、配合默契，而且在文艺创作、历史研究领域也是难得的知音。周恩来逝世后，郭沫若回忆说：“特别是在重庆那段日子，恩来同志那样紧张繁忙，他对我的关怀帮助仍是无微不至。”“他对我写的文章，剧本、诗歌，有时听我给他读，又不知看几遍，共同讨论，甚至字斟句酌。有时候我表达不出自己的意思，恩来同志却情思敏捷，一语提醒，我们就不约而同大笑起来。”

　　在纪念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时，郭沫若的早期剧作《棠棣之花》通过整理后搬上舞台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棠棣之花》着重表现聂莹、聂政姐弟不畏强暴、壮烈牺牲的精神。《新华日报》辟了《棠棣之花剧评》专页。周恩来为专页题写刊头，并修改《从棠棣之花谈到评历史剧》和《正义的赞歌，壮丽的图画》两篇文章。周恩来曾反复阅读《棠棣之花》剧本，多次同郭沫若谈论关于剧本的修改与演出问题。这个戏借古喻今，颂扬气节，号召团结起来反对强暴，引起观众强烈的共鸣，是对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实行对共产党封锁、离间、孤立政策的一记响亮的耳光。周恩来非常喜欢这个戏，他前后共看了七遍，多次对周围的工作人员说：郭老为什么在剧中特别强调“士为知己者死”这样的主题?这绝不是封建思想，这正是他对党感情之深的表现啊!

　　《棠棣之花》的成功，大大激发了郭沫若的创作热情。1942年元旦过后的第二天晚上，他开始写作《屈原》。周恩来知道后，特地登门看望，并一同探讨剧本创作中的一些问题。他说：“屈原这个题材好，因为屈原受迫害，感到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才忧愤而作《离骚》。皖南事变后，我们也受迫害。写这个戏很有意义。”在周恩来鼓励下，郭沫若妙思泉涌，奔赴笔下，只用十天时间就把剧本写出来了。剧本写出后，周恩来反复阅读，肯定其在政治上和艺术上都是很好的作品。他多次到剧场看排演，对剧中高潮的《雷电颂》尤其欣赏。他说：“屈原并没有写过这样的诗词，也不可能写得出来，这是郭老借屈原的口说出自己心中的怨愤，也表达了蒋管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是对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好得很!”为了提高演出质量，周恩来还把两位主要演员请到红岩村，让他们朗读那段情绪热烈、文采照人的《雷电颂》：

　　“鼓动吧，风!　咆哮吧，雷!　闪耀吧，电!

　　将一切沉睡在黑暗怀抱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

　　周恩来听了几遍后对演员说：“注意台词的音节和艺术效果固然重要，但尤其重要的是充分理解郭老的思想感情，要正确表达，这是郭老说给国民党顽固派听的，也是广大人民的心声，可以预计在剧场中，一定会引起观众极大的共鸣。这就是斗争。”

　　在周恩来关怀下，《屈原》的演出，轰动了山城重庆。许多群众半夜里就带着铺盖来等待买票，许多群众走了很远的路程，冒着大雨来看演出。剧场里，台上台下群情激昂，交融成一片。周恩来喜爱读郭沫若的诗文剧本，在他们关山远阻、相隔日多时，周恩来忍不住写信问郭沫若:“除在报纸外，你有什么新的诗文著作发表?有便，带我一些，盼甚盼甚。”

　　但是，对这位当代大文豪，周恩来并不迷信。对话剧《孔雀胆》，周恩来提出了批评意见。他认为这个剧虽然写得不错，但史实很值得研究，在当时的重庆上演此剧，在意义上是不可能与《屈原》等相提并论的。郭沫若听张颖传达周恩来的这个意见时，听得非常认真，听完又让张颖重述了—遍。他沉思了一会，很严肃地说:“恩来同志的批评是对的。我对某些历史人物时常有偏见偏爱，这是很难改的毛病。”他对此剧不及修改即行上演而感到遗憾。对郭沐若《屈原研究》一书第三部分《屈原思想》，周恩来读后，在致郭沫若的信中写道：“拿屈原作为一个伟人的思想家而兼艺术家，我同意，说他是革命的思想家，容有商榷余地。质之你以为何如?”这些独到的见解和批评意见，同那些热烈的颂扬和大力支持一样，充分表现了周恩来和郭沫若之间坦率诚恳、推心置腹的真挚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