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南方局与重庆抗战话剧 国民党“禁止公演”【2】

　　时隔两个月，《北京人》再度公演，再次轰动重庆，受到观众的热捧。但与此同时，各种批评也纷至沓来。国民党文化官僚张道藩抓住《北京人》中出现北京猿人的身影做文章，批评剧本脱离抗战现实。左翼文艺家劭荃麟、杨晦也批评曹禺在写出了《蜕变》后，又去描写抗战前的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又倒退回去了。左翼作家胡风批评《北京人》说：“作者所写的那个封建家庭（封建社会），看来错综复杂，但其实是过于孤立了一点，因而那些人物看来须眉毕肖，但其实是单纯化了一点。……至于当时应有的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的政治浪潮，在这里没有起一点影响。”

　　《北京人》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也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作者指导思想模糊，不应该回到原始社会去，应该旗帜鲜明地喊出来。面对此情况，周恩来立即安排《新华日报》的记者去了解戏剧界各方面人士的意见，让徐冰组织南方局的同志去看戏，自己也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一遍又一遍地观看演出，然后组织讨论。他综合大家的意见，肯定《北京人》是一个好剧，并责成张颖执笔，徐冰修改，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署名茜萍的评论文章《关于〈北京人〉》。文章说：“《北京人》写封建家庭的没落，老姑娘在死气沉沉中出走，这样的故事，说明封建社会必然没落，老少两代走向光明，走向解放区，歌颂光明，是我们抗日所追求的，怎么与抗战无关呢？！”针对有人批评《北京人》是抗战八股式的剧本，文章还着重肯定了《北京人》的社会意义：“抗战期间固然应该多写活生生的英勇战绩和抗战人物，但也不妨写些暴露旧社会黑暗面的剧本，去惊醒那些被旧社会的桎梏束缚得喘不过气来的人们，助之走向太阳，走向光明，走向新的生活。”《新华日报》在国统区的进步文化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它对《北京人》的肯定，使曹禺很快摆脱了困境。周恩来与曹禺是天津南开学校校友，他们时常有书信往来。《北京人》第二轮公演后，周恩来写了一封长信给曹禺，以学友的身份同曹禺谈论抗战的形势和前途，谈论戏剧。他说他很喜欢《北京人》，印象很好，并邀曹禺到曾家岩50号来做客。不久，曹禺来到重庆，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赞赏曹禺在《北京人》中对封建大家庭崩溃的描写，说剧中人物性格鲜明，是一部积极的反封建的力作。同时，他也对曹禺在《北京人》中对原始人类的憧憬，发表了意见。周恩来说：“外面对剧中这种表现有批评，我以为这是作者一种想象的表现，不必苛求。”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你还在向往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啊，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延安了。这一处是否要修改，请你考虑。如果改起来有困难就不要勉强。”

　　周恩来从政治的视角提出了意见，但并没有强求曹禺修改。多年以后，曹禺谈到此事，真诚地说：“如果没有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北京人》可能就被打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