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国共合作”流产的台前幕后【2】

　　“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

　　尽管蒋介石依旧痴迷于“反攻大陆”的美梦，对大陆的袭扰更是变本加厉，但中国共产党仍然没有放弃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的努力。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国务院会议上指出：“台湾那里的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随后，他又提出了“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以诚相见，来去自由”的主张。

　　5月12日，周恩来会见原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程思远时指出，只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国共两党仍然可以重新携手团结起来，争取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6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进一步阐释了毛泽东“和为贵”的思想：“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9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明确表示：“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

　　10月1日，毛泽东在接见法国共产党代表团时说：“国民党现在霸占着台湾，我们又提出合作，合作了两次，为什么不可合作第三次！”并当场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现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签个协定公布。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就秘密来。台湾只要与美国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团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

　　12月6日，周恩来在印度马德拉斯答记者问时讲道：“蒋介石和他的集团是中国人，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愿意看到中国人之间永久分裂。这是因为我们认为他们应该而且最后会回到祖国来的原因，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尽一切力量来促成台湾的和平解放的原因。”

　　三天后，周恩来在加尔各答再次重申了中国政府正在尽一切努力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并且在努力争取蒋介石。如果台湾回到祖国怀抱，蒋介石就有了贡献，他可根据自己的愿望留在中国任何地方。

　　当一位记者问中共是否给蒋介石一个部长职务时，周恩来笑答：“部长太低了。”

　　1957年4月16日，周恩来在北京为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举行盛大酒会。卫立煌应邀出席酒会。

　　席间，周恩来向伏罗希洛夫介绍了卫立煌。当年，卫立煌统帅中国远征军在打通滇缅公路的战役中痛击日军，扬名中外。伏罗希洛夫对这段历史也是有所了解，便热情地握住卫立煌的手说：“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我们就是无敌的。”

　　周恩来笑着说：“国共两党过去已经合作了两次。”

　　毛泽东紧接着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这条消息，标题为“毛主席说，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国共合作”。

　　1959年2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语出惊人：“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陈诚好？还是蒋介石好。但是国际活动场合，有他我们就不去，至于当总统还是他好……十年、二十年会起变化，给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儿兵，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历史上凡是不应当否定的，都要作恰当的估计，不能否定一切。”

　　为什么选择蒋介石？因为蒋介石在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方面，是绝对不含糊的。

　　中共“和平解放台湾” 的政策提出后，立即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好评。

　　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号召台湾军政人员“应早日站到爱国主义旗帜下来，走和平解放台湾的道路，为实现伟大祖国的完全统一而立功”。

　　时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的国民党元老章士钊先生，主动请缨，要到香港找过去的朋友做蒋介石的工作，以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章士钊就奔走于北京、香港之间，利用滞留香港的一些国民党故旧，沟通与台湾的关系。当他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一再表示“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更增加了做统战工作的信心。

　　经慎重考虑，毛泽东、周恩来同意了章士钊的请求，中共中央还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中倡导国共实现第三次合作，并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