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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突围和全面内战的开始

金冲及

2019年03月26日15:15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关键词〕中原突围;全面内战;中原解放区

1946年的中原突围之战,是全国解放战争史中的转折点。这以前和以后的国内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人们殷切期待并力争实现的和平建国已不可能,全面内战开始。

为什么它会成为全面内战的开始,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和平的期望为什么终于无法实现?中原解放区在全局中处于怎样的地位?新四军第5师、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河南军区部队为什么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集中到以宣化店为中心的这块解放区来?他们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极端艰难的环境下,对如何突出重围怎样作出决策和部署?中原部队在突围中遭受不少损失,应该怎样评价它的得失?

70多年过去了,随着历史资料的不断公布,这些问题可以继续深入探讨。

一、全面内战是怎样开始的

为什么说中原突围之战是全面内战的开始?

人们可能提出疑问:往前看,在这以前的十个多月里,国民党不是一再向解放军已收复或包围的原沦陷区发动军事进攻,解放军被迫自卫,战火不是几乎没有停止过吗?有时还达到相当大的规模。为什么要把中原突围之战称为全面内战的开始?

往后看,在中原突围后的近半年内,国共和谈仍在继续。周恩来在1946年9月30日给马歇尔的备忘录中写道:“如果国民党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且最后地放弃了政治解决方针。”11月11日,他又在三人会议非正式会上郑重声明:“明天‘国大’要召开了,开了便是政治分裂。在政治分裂的情形下,如何能有一个军事上的和平!”《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654、686—687页。那么,又为什么不把攻占华北解放区政治中心张家口或者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称为全面内战的起点?

这个问题,不能只看局部状况,而要从当时全局形势、特别是国共两党对和战态度演变这个根本问题来分析,才能作出恰当的判断。

抗日战争胜利如此快地到来,超出人们的普遍预计,周围的情况又在不断变化,更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

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明确的,那就是力争实现全国性的和平建设。这不是简单的宣传口号,因为它是人民的普遍愿望。抗日战争打了那么多年,人民遭受的苦难太深重。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多人都兴奋地说“天亮了”,期待的是从事和平建设。国内如果再大打起来,怎么得了?这是相当普遍的社会心理。

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提出:“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宣言》提出实现这个目标需要采取的六项措施: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公平合理的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47、248—249页。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8月28日在重庆机场发表的谈话中说:“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 《为和平而奋斗》,中国灯塔出版社,1946年,第6页。双方进行了43天的谈判,签订了有利于进行和平建设的“双十协定”。12月27日,中共代表又提出:“双方应下令所属部队,在全国范围内均暂各驻原地,停止一切军事冲突。”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521页。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随即在第二年(1946年)1月10日共同商定并由双方分别颁发命令停止国内军事冲突。

中国共产党的实际行动也表现出很大诚意,承诺并开始从抗战期间在南方的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等八个省区敌后建立的根据地陆续撤出,向北转移。中共中央已初步商定参加国民政府的成员名单。当时在解放区担任苏皖边区政府主席的李一氓回忆:“党中央要从延安搬到淮阴来。参加南京工作的同志有事情要开会就去南京,没有事情又不开会就可以回到淮阴的总部。” 李一氓:《模糊的屏幕》,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54页。解放区的复员整军工作也已开始。2月1日,中共中央在内部所发的指示中写道:“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62页。

当然,中国共产党人从长期血的教训中也清醒地懂得:蒋介石向来什么手段都会用,一旦他认为时机成熟,就可以翻脸变为凶残的刽子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为此流的鲜血实在太多了。“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23—1124页。如果失去警惕和戒备,不做好必要时的应对准备,把手里的武器统统放下,或者一味退让,当他狠下毒手时,只能坐以待毙。历史的教训已经够多了。

其实,还在抗战胜利将要到来时,蒋介石就决心以武力消灭共产党。1943年8月1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共匪之制裁,非在欧战未了之前解决,则后患更大也。” 蒋介石日记(1943年8月13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本文所引蒋介石日记,均出自此处。如后文中在正文已指明日记的日期,则不再加注。1945年5月22日,也就是国民党六大闭幕的第二天,他对参加大会的军队代表说:“共产党执迷不悟,别有用心,蓄意要破坏统一,背叛国家。他们以为如果不乘此时机激荡消灭本党和我们革命的武力,就不能达到其夺取政权、赤化中国的阴谋。”“大家都知道,共产党的武力和国军比较起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现在号称有多少正规军、多少游击队,占领多少地区,其实都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 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1,(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138页。蒋介石一直特别看重武力,抗日战争后期已得到一大批美械用来装备其嫡系部队,胜利受降后又将得到100多万在华日军的武器装备。在他看来,国民党军队的实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是武力消灭共产党的大好时机。在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结束时向高级将领们讲这样一番话,无疑是在重要历史时刻向他们预做作战动员。

形势发展比蒋介石估计得还要快。他在敌占区、特别是华北沦陷区,实在没有多少力量,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却日益扩大,这使他焦虑不安。他在7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令各部队对共匪不得不特别加以警觉心,并应增强敌忾心,不能视剿匪为内战也。”他把抗战胜利后武力消灭共产党认为是“剿匪”而不是“内战”。7月14日,他在日记中又写道:“倭如在三个月内投降,则我华北军事之布置上筹备应急进,勿再迟延。”

他写下这段日记后不到一个月,就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由于过去的节节败退,蒋介石在“华北军事之布置”根本谈不上准备好,只能先依靠原沦陷区的伪军来对付共产党。他在日记中写道:“10日晚得敌降消息以后,立发伪军维持地方赎罪自效之电令与广播,此为安定沦陷区惟一之要素,亦即打击共匪、消弭内乱最大之关键也。” 蒋介石日记(1945年8月31日“上月反省录”)。刚听到敌降消息,就给伪军“立发”电令,要他们“打击共匪”“维持地方”,以此为“最大之关键”。他的急迫心情已淋漓尽致地跃然纸上。拿湖北来说,蒋介石就命伪武汉绥靖主任叶蓬防守武汉,不准新四军进入市区。

接着,他更直接依靠即将正式投降的驻华日军来对付中国共产党。8月23日,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命令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中国境内之非法武装组织,擅自向日军追求收缴武器,在蒋委员长或何总司令指定之国军接收前,应负责作有效之防卫。”“如果各地……为股匪所占领,日军应负责任,并应由日军将其收回。” 新华社编:《什么人应负战争责任》,解放社,1949年,第4、5页。所谓“非法武装组织”和“股匪”,自然主要指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他看来,这是原沦陷区此刻特别急迫而重要的事。

毛泽东到达重庆进行谈判的第二天,“29日,何应钦密令各战区印发蒋介石在1927年至1936年反人民内战期间所编辑的反动文件《剿匪手册》,这是蒋介石、何应钦等伪称要求和平、实则决心内战的又一实证”《什么人应负战争责任》,第5、6页。。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的最后一夜,住在蒋介石寓所林园。蒋在第二天日记中写道:“共党不仅无信义,而且无人格,诚禽兽之不若矣。”“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 蒋介石日记(1945年10月11日)。这种情况下的谈判自然不可能有实质的效果。

既然如此,为什么蒋介石还要再三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为什么没有在抗战一结束立刻发动对中共的全面战争?为什么在各地发生的武装冲突还是局部性的?除号称依据有关条约从苏联红军手中“恢复主权”的东北以外,为什么蒋介石使用的大体是地方派系的军队而不是其嫡系部队?为什么在第二年初还要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和签订双方的停战协定?

其实,这些都是一时的表面文章。蒋介石虽然早已下定在战后立即发动全面内战的决心,甚至在政治协商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军政部长陈诚向蒋介石上书密陈:“今日之情势,惟有以武力求和平,以武力求统一。”“国家之统一,自有史以来,从无不用武力。”蒋介石在三天后就批示:“所陈各点,皆获我心。” 《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下),(台北)“国史馆”,2007年,第633、634页。但关键问题在于他还没有准备好。有几个因素使他对全面内战难以立刻付诸行动。

第一,日本军国主义者自1937年7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八年来,侵占了中国大片富饶地区,包括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武汉、广州等最重要都市,也控制了关内主要铁路交通线,驻扎在关内的日本侵略军有130多万人。抗战胜利后,摆在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面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是这方面极为繁重的受降和接收工作,把它重新置于国民党当局控制之下。蒋介石在1945年9月日记的本月大事预定表中写道:“本月初开始接收沦陷各都市与地方”,“陆、海、空交通建设计划与目前之处置”,“还都方针与时期之研究”,“接受日本投降典礼等”。拿关内的中原地区来说,蒋介石在准备受降时,就把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召到重庆,“指示刘峙迅速率部向郑、汴挺进,消灭河南地区平汉、陇海铁路两侧的中共军队,确保交通线的安全” 赵子立:《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在中原地区的所作所为》,《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上),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186页。。这些事如果没有做,原沦陷区的大部分地区如果还没有处于国民党当局的控制下,尽管受降过程中已发生多次国共局部武力冲突,但还不能立刻发动反共的全面内战。中共中央对此也看得很清楚。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后代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在10月1日为中央起草的电报中说:“现在国民党腐败脆弱,外强中干,接收大城要道力量分散,决难压倒人民。”第二天又在电报中说:“目前解放区的战争,基本上已成为交通要道的战争,深入解放区据点不多。” 《刘少奇年谱(增订本)》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07、109页。这需要有一段时间来作准备。

第二,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大多退居中国西南地区,还有一部分在胡宗南率领下包围着西北的陕甘宁边区以及在缅甸北部作战,这些军队距离沦陷区的各大城市和交通线很远。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本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第70页。1944年,日军企图挽救覆灭的命运,实行代号为“一号作战”的计划,向河南、湖南、广西、贵州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又给了国民党军队很大打击。要把这些国民党军队迅速抢运到原来被日军占领的华北、华东和华中地区,只有依靠美国的空军和军舰运送。由他们运送的国民党军队共40万到50万人。当时作为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美国将军魏德迈说:“这无疑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中军队调动。” 《中国战区史料》第2卷,转引自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源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第44页。那自然也需要时间。

第三,包括抗日战争在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国际舆论和各国政府虽然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一般采取支持态度,但不赞成中国立刻发生全面内战。12月15日,杜鲁门就中国问题发表声明:“希望国民政府及中国共产党之军队及其他特有武装部队,停止冲突。由各主要政治分子代表共同参加之全国性会议,促成统一。”“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如其基础扩大,容纳其他政治分子,必能促进中国之和平、统一与民主改革。一党训政,似需修改。”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4卷,(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第436页。蒋介石18日发表谈话,赞同杜鲁门声明。21日,美国总统特使、享有很高声誉的五星上将马歇尔到达中国,进行调处工作。蒋介石同他进行多次谈话。他在日记的该月反省录上写道:“美国总统对华政策宣布以后,三国外长会议亦对中国内争发表宣言,此乃国际干涉我内政之起点,亦为俄国制造中国问题之张本。履霜见冰,能不自强乎!”可见他对美国总统的声明和三国外长会议的宣言是有不满的,但也不能不有所顾忌。

以上这些因素,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一时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采取自称的“忍”的态度的原因所在,也是国共全面战争一时没有立刻爆发以及政治协商会得以召开、停战协定得以签订的原因所在。

蒋介石对政治协商会议也好,对停战协定也好,从来没有看得很重,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拿停战协定来说。他在1946年1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正午约马歇尔来谈。其所提停止冲突方案内容,初观之范围太广,对我拘束太严,甚为不利。后经其解释,再细究其用意,一则对东北国军行动不受其约束,二则共军须受执行部之调动,是于我最为有利也。”一旦他认为条件成熟,这些随时都可以弃若敝屣。他的基本想法从来没有改变过。政治协商会议还在进行和刚结束时,国民党特务就奉命先后制造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事件,制造事端,破坏支持政协会议的集会会场。

在3月1日至17日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他们的这种态度更暴露无遗。会上大吵大闹,认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对共产党的过分“让步”。会场气氛十分紧张。蒋介石在全会开始时的日记中写道:“对中共与政治问题虽忧戚倍至,结论惟有前进方是生路,不能稍有消极之意念也。” 蒋介石日记(1946年3月2日“上星期反省录”)。全会通过很多决议,强调“五权宪法”决不容有所违背,所有对“五五宪草”的任何修改都应由国民大会讨论决定。这就以国民党中央全会这种方式一举推翻政协已达成的协议。周恩来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就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指出:“二中全会的决议动摇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国民党内为数不少的顽固派利用二中全会通过了很多重要的违反政协决议的议案,这不足为怪,而可怪的是这两个会议的决议既如此相反,却都是在蒋主席主持和领导之下通过的。”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146页。这个声明,事实上向大众公开挑明了蒋介石的两面派手法,使人们意识到重大的变动将要到来。

毛泽东对事情看得十分透彻。3月15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正在进行的时候,他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指出,蒋介石的主张有两条:第一条,“一切革命全部消灭之”;第二条,“如果一时不能消灭,则暂时保留,以待将来消灭之”。蒋介石这两条,“第一条很清楚,第二条是人们容易忘记的,稍微平静一点就忘了。2月1日到9日就忘了,较场口事件一来就又记得了”。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6年3月15日)。这就是告诉党内: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此前他的种种表演,不过是因为条件一时尚未成熟,需要待机而动,全党要有清醒的认识,做好必要时应变的准备。

这是一个及时发出的重要信号。

那时有过“关外大打,关内小打”的说法,为什么还没有被称为“全面内战”?东北当时有一定特殊性:抗战胜利时东北由苏联红军受降,国民党当局同苏联签订的条约规定要将东北的主要城市和铁路线移交给国民党政府,他们打着“接收主权”的旗号进入东北。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行动也不受停战协定限制。所说的“关外大打”,主要发生在国民党军从接收沈阳到进占长春这段时间内,特别是41天的四平街之战,震动全国,以后转入一段基本停战状态。在关内,国共和谈一直在进行,还有停战协定,人们对和平仍抱有希望;虽曾有上党、邯郸、平绥路西段、胶济路中段等战役,终究还是局部的,国民党方面出动的军队主要是原晋绥军和原西北军等地方部队,不是它的嫡系主力。局势起起伏伏,打打停停,停停打打,还不能说已进入全面内战。

进入1946年5月,也就是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前一个月,国内外形势有了重大变化,蒋介石一直等待的发动全面内战的时机已经到了。

第一,5月5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这就是说,他必须首先完成的受降和接收工作已经大体就绪,原沦陷区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已基本上处在国民党当局的控制之下。这是他们发动全面内战的重要前提。

第二,军事上,国民党军队从苏军撤走时接收沈阳后,便沿北宁铁路北上,进攻四平街。经过整整一个月的激战,由美国帮助运去的全部美械配备的新1军、新6军、71军等精锐主力10个师在5月18日攻占战略要地四平街。这是东北军事形势的一个重大变化。蒋介石十分兴奋,在21日的日记中写道:“自我军克四平街后,共军主力溃散,故其态度又为之一变。”23日,他从南京飞往沈阳督战。当天,解放军主动撤出长春,转移到松花江以北。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此次长春收复之速,实出意外,非上帝默佑,何能有此奇迹也。”这就使他更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以为四平街战役的结果表明不难在短时间内以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

他还在5月25日写信给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要他转告马歇尔不必过虑。信中说:“接辞修(即陈诚——引者注)电,藉悉马特使对我军占领长春不甚同意。此乃其对和平之一贯政策。中(蒋介石名中正,这是蒋介石的自称,下同——引者注)之所以来东北者,亦以此故。但此地实际情势,与吾人在南京所想象者完全不同,将来当与其面晤时详述。照目前情势,我军进入长春,实于和平统一,只有效益,而毫无阻碍,请其放心。”“此乃中确有把握之事,万勿有所疑虑。而且中自信此为和平统一惟一之道路也。”“只要东北共军之主力消灭,则关内关外之事,皆易为力,已作慎重之处置,请勿过虑为盼。”《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65),(台北)“国史馆”,2012年,第585、586、587页。

读了这封信,对蒋介石为什么在写信的下一个月(1946年6月)会把国共之间的局部战争扩大为全面内战,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第三,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一直采取支持的态度。尽管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的专制和腐败也有不满,要求他们有所改进,对中国在此时发生全面内战也有所顾忌,自己不会出兵参与,但蒋介石一旦决心发动全面内战,他们只会越来越加以偏袒,而且给予更多的实际支援。

这种偏袒表现得日益明显。5月13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在东北问题上,马蒋之距离已不相远,而关内问题,美我关系亦日趋对立,尤小组中为甚。”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328页。30日,周恩来更向马歇尔致备忘录说:“执行部与某些执行小组美方代表,在调处冲突上,不能完满地公正地照顾政府与中共双方面的意见,客观上对政府方面有所袒护。”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377页。这些,蒋介石自然也看得很清楚。

更严重的事情是,5月16日,美国以太平洋战争中“剩余物资”的名义将大量军用物资以低价售给国民党政府。台北出版物记载:“将美国在太平洋各岛屿剩余物资售与中国(计一千五百万美元)。”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4册,第519页。周恩来6月3日同马歇尔进行了一次长谈,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在太平洋上有这样的军事部署,在中国采取积极帮助国民党的政策,并不等待中国的民主化。事实是抗战已经胜利了,而美国仍以租借法案来帮助国民党,这已不再是为了打日本。此外又积极运兵,过去运到了华北,现在又运到东北。”“现在东北的物资,够打仗用的大约有三个月的储存,这是靠美国海军运去东北的。这次飞机出动得很多,而且炸弹的效力很大。这些飞机无疑问地是按租借法案运来的,汽油也是运来的。”“这些事实使我在这两个月来渐渐走入了困惑”,“这样,美国的政策即变成二重的了,使中国的内战很难真正停止”。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386、387页。不久后,美国政府又向参众两院提出《拟予中华民国以军事顾问与军事援助的法案》。毛泽东为此发表声明,提出抗议。确实,美国参加的国共和谈快要走到尽头了。

拿集中在1946年5月间发生的这三项重要变动(当然这些变动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同前面所说蒋介石在抗战刚胜利时一时还难以立刻发动全面内战的三个因素对比一下,不难看到:蒋介石选择1946年6月把局部内战发展成全面内战,并不是完全偶然的。

周恩来在5月22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敏锐地指出:“国民党积极备战,且已表面化,在舆论方面已感到极度火药气。”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352页。他的预感很快就转化为现实。

近期内发动全面内战的决策,在国民党高层也迅速明朗。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在6月12日日记中写道:“请蒋先生斟酌力量,如其胜任,应即向共逐渐进攻。”“如此愈拖,我政府经济政治就愈日消弱。此时由局部证明的决裂,世人皆能谅我矣。只是整个力量究否胜任,惟有委员长知之详切也。”6月17日,他在日记中又写道:“出席国府纪念周,蒋先生报告中共行为及其企图与政府所拟处理方针(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云云)。” 《徐永昌日记》第8册,手稿影印本,(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287、289页。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决策已确定下来了。

既然国共全面内战在1946年6月已经开始,为什么国共谈判还在继续?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还要提出如果国民党当局向张家口进攻或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就是“宣告全面破裂”?

这个问题不难理解。全面内战由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一手制造,这已成事实。老百姓在抗战胜利后普遍渴望和平建设,反对内战。中国共产党也是这样,仍力求停止内战,做到仁至义尽。继续谈判也好,向国民党政府发出警告也好,都是出于这个目的。并不是要到这以后,才发生全面内战。

即使在全面内战危机已迫在眼前时,毛泽东还在6月19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前方各重要将领电:“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可见,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必须奋起应战,目的不是为了扩大全面内战,而是为了“争取和平前途”。7月5日,全面内战已经爆发,中原部队已经突围,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电:“我军主力现作准备,如坏转则大打,如好转则不打”。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77、322页。但蒋介石进行全面内战的决心已定,战争的“大打”并不是到这以后才开始,而是不得不应战,它的结果却完全同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预期相反,这是人们料想不到的。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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