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事件客观导致陈独秀与周恩来“分道扬镳”【3】

　　当时陈独秀见到周恩来，欣喜异常，待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说“仲老，你受累了”时，陈独秀禁不住老泪纵横。站在一旁的黄理文见状，赶紧岔开话题，说：“经过中共中央驻南京办事处的恩来、剑英同志多次交涉，蒋介石同意我们提名单分批释放政治犯，我们也想到了你。”陈独秀闻听此言，擦了一把眼泪，十分感激地说：“谢谢。”周恩来又说：“主要是党中央及各方民众的共同努力。”看陈独秀明显衰老了，周恩来不愿再让其伤心，便转了话题，说：“听说仲老这几年在监狱中还写了不少的著作，真是精力过人啦！”一生以“除却文章无嗜好”自嘲的陈独秀闻听周恩来此言，忙找来登载自己文章的《东方杂志》等刊物给周恩来看。周恩来接过来翻了翻，连连说“好”。

　　这一次，周恩来与陈独秀谈了很长时间。周恩来、叶剑英走时，陈独秀还坚持往外送，直到典狱长委婉暗示，他才停住了脚步。据记载，待周恩来走后很久，陈独秀才慢慢回到房间，良久无语。

　　此后的周恩来一直记挂着陈独秀，终于，在其有力斗争下，在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强烈要求下，陈独秀于1937年8月23日被释放。出狱时陈独秀曾想去延安，他托人转告中共驻南京的代表，说明自己已脱离托派组织，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表示拥护，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为证明自己此言，陈独秀还亲自写了一封信，并起草了抗日的七条纲领，托罗汉转给中共中央。据史料记载，罗汉为陈独秀此事曾专门持中共办事处开的介绍信和供给的旅费，于9月2日到达西安。罗汉在西安见到了林伯渠，他曾回忆说：“与伯渠兄详谈。伯渠当即电询延安方面，是否需我前住。随得复电相招。但彼时因山洪毁路，汽车不通，一时无法前往”，于是改由“经过电台解决”。

　　9月10日，经过慎重商议，在延安的洛甫、毛泽东签发致林伯渠《关于对付托陈派分子的原则的指示》。收到电文后，林伯渠当即将其告知于罗汉。据罗汉回忆，电文中曾有要求陈独秀回党须“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之内容。

　　陈独秀见此，表示愿意重回共产党，但脾气倔强的他不愿意承认错误，周恩来遂对其加以劝说，于是，陈独秀与党的关系一度有所缓和。11月20日，党中央理论刊物《解放》周刊第24期还曾刊登了署名冰、题目《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的一篇文章，并发表了时评——《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说：“当独秀先生恢复了自由以后，大家都在为陈先生庆幸，希望他在数年的牢狱生活里虚心地检讨自己的政治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伍中来。”此文可以看作是党中央对陈独秀回党发出的一个积极信号。

　　不料，12月9日至1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由苏联归国的王明却用“汉奸”、“托匪”、“杀人犯”等词来攻击托派，并指责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周恩来深知陈独秀之为人，他当即与王明展开了争论，表示不支持将陈独秀视为日本间谍，但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还说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

　　陈独秀写于江津的行书墨迹

　　有学者曾经指出：“中国共产党有着自己的组织原则，其一就是要求对外宣传口径统一。参加那次政治局会议的张国焘就说过‘从此，在中共宣传上，陈独秀就变成了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了’。周恩来是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王明的副手，担任‘党的喉舌’《新华日报》董事长，又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作为与国民党谈判的首席代表，常常代表中共发表谈话，对陈独秀事件的意见，自然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因此，周恩来在此事件中的态度，也就可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