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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件客观导致陈独秀与周恩来“分道扬镳”【3】

杨 飞

2018年11月12日15:30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当时陈独秀见到周恩来,欣喜异常,待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说“仲老,你受累了”时,陈独秀禁不住老泪纵横。站在一旁的黄理文见状,赶紧岔开话题,说:“经过中共中央驻南京办事处的恩来、剑英同志多次交涉,蒋介石同意我们提名单分批释放政治犯,我们也想到了你。”陈独秀闻听此言,擦了一把眼泪,十分感激地说:“谢谢。”周恩来又说:“主要是党中央及各方民众的共同努力。”看陈独秀明显衰老了,周恩来不愿再让其伤心,便转了话题,说:“听说仲老这几年在监狱中还写了不少的著作,真是精力过人啦!”一生以“除却文章无嗜好”自嘲的陈独秀闻听周恩来此言,忙找来登载自己文章的《东方杂志》等刊物给周恩来看。周恩来接过来翻了翻,连连说“好”。

  这一次,周恩来与陈独秀谈了很长时间。周恩来、叶剑英走时,陈独秀还坚持往外送,直到典狱长委婉暗示,他才停住了脚步。据记载,待周恩来走后很久,陈独秀才慢慢回到房间,良久无语。

  此后的周恩来一直记挂着陈独秀,终于,在其有力斗争下,在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强烈要求下,陈独秀于1937年8月23日被释放。出狱时陈独秀曾想去延安,他托人转告中共驻南京的代表,说明自己已脱离托派组织,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表示拥护,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为证明自己此言,陈独秀还亲自写了一封信,并起草了抗日的七条纲领,托罗汉转给中共中央。据史料记载,罗汉为陈独秀此事曾专门持中共办事处开的介绍信和供给的旅费,于9月2日到达西安。罗汉在西安见到了林伯渠,他曾回忆说:“与伯渠兄详谈。伯渠当即电询延安方面,是否需我前住。随得复电相招。但彼时因山洪毁路,汽车不通,一时无法前往”,于是改由“经过电台解决”。

  9月10日,经过慎重商议,在延安的洛甫、毛泽东签发致林伯渠《关于对付托陈派分子的原则的指示》。收到电文后,林伯渠当即将其告知于罗汉。据罗汉回忆,电文中曾有要求陈独秀回党须“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之内容。

  陈独秀见此,表示愿意重回共产党,但脾气倔强的他不愿意承认错误,周恩来遂对其加以劝说,于是,陈独秀与党的关系一度有所缓和。11月20日,党中央理论刊物《解放》周刊第24期还曾刊登了署名冰、题目《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的一篇文章,并发表了时评——《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说:“当独秀先生恢复了自由以后,大家都在为陈先生庆幸,希望他在数年的牢狱生活里虚心地检讨自己的政治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伍中来。”此文可以看作是党中央对陈独秀回党发出的一个积极信号。

  不料,12月9日至1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由苏联归国的王明却用“汉奸”、“托匪”、“杀人犯”等词来攻击托派,并指责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周恩来深知陈独秀之为人,他当即与王明展开了争论,表示不支持将陈独秀视为日本间谍,但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还说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

  陈独秀写于江津的行书墨迹

  有学者曾经指出:“中国共产党有着自己的组织原则,其一就是要求对外宣传口径统一。参加那次政治局会议的张国焘就说过‘从此,在中共宣传上,陈独秀就变成了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了’。周恩来是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王明的副手,担任‘党的喉舌’《新华日报》董事长,又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作为与国民党谈判的首席代表,常常代表中共发表谈话,对陈独秀事件的意见,自然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因此,周恩来在此事件中的态度,也就可以理解了。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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