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事件客观导致陈独秀与周恩来“分道扬镳”【2】

　　二

　　1927年2月23日晚，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决定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随后成立了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肖子璋组成，并且组织了以周恩来为首的特别军委。这一次，周恩来与陈独秀接触增多了，但他们之间的分歧也更明显了。

　　当时，作为中央总书记和特别委员会负责人的陈独秀对于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是积极的，但他认为武装起义是“群众的夺取武装，群众的开代表大会”，这个指导思想反映在中共上海区委的一次报告中，就明确提出起义不必先有武装。而周恩来早在旅欧时就明白革命要有革命的军队，加上他在广东时指挥过战争，有军事工作经验，更体会到了自己掌握武装的重要意义，因此提出：“要有自己的准备”，“纠察队、自卫团都有规定特别工作”，“并加暴动起来夺取武装”。彼时周恩来是军委书记，他遂提出军事工作的纲领性计划，包括：建立领导机构，组织武装力量，加强队伍训练，准备武器，加强敌军工作，开展情报活动等，还组织了三支武装力量：纠察队、自卫团和特别队。

　　在起义时间问题上，陈独秀认为当时党的力量薄弱，起义不宜发动太早，他提出两条标准：1、上海已无北洋军阀的驻兵；2、北伐军到松江后仍前进，或到达龙华后。周恩来则不同意这两个标准，认为根据北伐战场形势分析和上海敌人驻军情况，“假使松江下，必可动，因毕（北洋军阀驻军领导人毕庶澄）决不致再守上海。苏州下，也必可动，因他也不能枯守上海，同时他的兵队必有一部溃散”。两人争论许久，最后确定：“一、松江下，二、苏州下，三、麦根路与北站兵向苏州退，三条件有一个就决定发动。”

　　稍后起义爆发，在工人纠察队攻打军阀部队遇到困难时，陈独秀知道后曾下令要工人纠察队向大场方面撤退。然当时陈的命令由郑超麟传达给指挥部，有周恩来参加的指挥部没有执行，而是继续打下去，结果却胜利了。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一次成功的尝试。在这次革命壮举中，陈独秀虽然与周恩来有一些分歧，但两人并肩战斗的情谊却更为浓厚，陈独秀甚至在周恩来影响下还一度明确指出“军事因素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要求起义时“无论是警察的、士兵的，一支、两支（枪）都夺取”。陈周两人的深情厚谊，由此可见一斑。

　　这年4月1日，汪精卫回到上海。他在与陈独秀会晤时，将中共要打倒国民党、冲入租界一类的话，向陈提出质问。“陈独秀力称决无此事”，并“亲笔”起草了《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即《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以解释谣传表明态度”。然《宣言》发表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即背信弃义地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给了经验不足的中共党人以当头棒喝。

　　政变发生后，该月16日，李立三于上海主持召开了特委会，周恩来在大会上指责了《汪陈联合宣言》：“如果武汉政府仍继续和谈空气，则各方面损失更大。”会后，他又起草电文给中央，说：蒋介石在上海勾结帝国主义与中国银行界，借款一千万，在上海等地进行大屠杀，捕杀共产党人，我们应乘它政权未固，迅速出师，直指南京。周恩来还在电文中分析了蒋介石目前能直接使用的军队仅五个师：1、2、3、14、21师，1、21师的领导人薛岳、严重被蒋赶走，战斗力大减；2师常败，在昆山；在南昌的只有3、14师，国民革命军其他各军兵力大于蒋，因此，他认为：“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但遗憾的是，这个意见没有被陈独秀采纳。

　　稍后武汉“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爆发，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全面失败，中共中央于汉口召开“八七”会议，陈独秀被解除总书记职务。然陈独秀虽被解除中共中央领导人职务，却仍遭汪精卫通缉。于是，在那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形势下，具有大将风度的周恩来，他不仅没有对陈独秀另眼相看，反而积极保护他和秘书黄文容等，将其转移到党开设的汉口花楼街的纸行里隐居，并用私费开支他们的生活费用。当时，周恩来此举曾一度让慨叹“世无朋友更凄凉”的陈独秀感激良多。

　　三

　　陈独秀被解除总书记职务后不久，中央又指示其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检讨错误。在这之前，陈独秀的两个儿子延年和乔年刚被国民党杀害，长女筱秀来上海奔丧，由于国民党不让收尸，看到哥哥的惨状，性情刚烈的陈筱秀极度悲痛，忧愤之下亦暴死于上海医院。一年之内三个儿女相继离去，陈独秀已十分悲痛，时常老泪纵横。此时，看到中央的指示，倔强的他不同意由他负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不愿意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他的处理，遂拒绝前往苏联，并开始接受托洛茨基的理论，于思想上倒向托洛茨基主义，最终于1929年11月15日被开除中共党籍。但陈周两人的关系却并没有因此而断绝。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由于叛徒出卖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被移送南京老虎桥监狱，在其监禁期间，周恩来、叶剑英还于中苏文化协会黄理文等人陪同下到监狱看望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