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皖南事变前后：留在重庆坚持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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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41年元旦刚过，陪都重庆弥漫着悠悠的霭雾，整座城市陷在冰山式的雾气里，街上的路灯形成了团团的光晕，从远处望去，只能看见一个个乳白色的斑点……

“嘟———嘟！”“嘟———嘟！”一道来自皖南的急促电波划破了浓雾紧锁的夜空，传到了嘉陵江畔的红岩嘴13号———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奉命北调的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9000余人，途径安徽泾县茂林附近，被国民党顾祝同、上官云相所部七八万人重重包围，并向我军开火。前进被阻，战斗异常激烈，双方各有胜负，情况万分火急！

“蒋介石果然动手了。”身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读完了这份紧急电报，眉头紧锁地自言自语道。他怀着悲愤的心情，口授了回电：“你们（指叶挺、项英）要集中一切力量，冲破敌人的封锁，突围后将部队分散北上。”

对于蒋介石发起的这次反共高潮，周恩来是有预感的。为了抑制这次反共高潮的发生，近半年来，他做出了种种努力……

1940年7月，国民党提出《中央提示案》，企图取消陕甘宁边区，限制八路军、新四军发展，被中共拒绝。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发出致十八集团军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的《皓电》，对中共及其军队大肆污蔑，并限令八路军、新四军一个月后全部开往黄河以北，企图把中共在华中的力量压到华北去。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反应，11月9日，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表复何应钦、白崇禧的《佳电》，驳斥《皓电》的造谣污蔑和荒谬命令。同时，又顾全大局，同意将皖南新四军部队移到长江以北。

在皖南新四军北移的问题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同国民党代表张冲磋商多次，周恩来列举了国民党在各地的反共事实，特别提出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正整装上道，但一切补给无着，而国民党部队却步步进逼，造成对新四军的半包围形势，使它失去渡江北移的可能，要张冲急报蒋介石予以制止。

蒋介石是颇有心计的，他特意安排了12月25日“圣诞节”这一天会见周恩来。因为，这一天是蒋介石西安事变获释四周年的日子，他想以此来表示对周恩来“友好”的气氛。话匣打开，蒋介石极带感情色彩地说：“连日来琐事甚多，情况不好，本不相见，但因为今天是四年前共患难的日子，故以见面谈话为好。”

周恩来不卑不亢地说：“委员长的确公务甚多，本不必打扰，但皖南的新四军已成被包围之势，这是要立即解决的问题。”

蒋介石耷拉着脑袋，诉说起苦衷来。

“谁挑起内战，谁就要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样的话，只能对日寇有利。”周恩来强硬地回答。

面对周恩来的态度，蒋介石以威胁的口吻说：“你们如果非留在江北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如能调到河北，你们做法一定会影响全国，将来必成功。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敢担保绝不会妨碍你们通过。只要你们肯开过河北，我担保至一月底，绝不进兵，至于政治问题，都好解决。”

经验告诉周恩来，蒋介石的承诺是靠不住的。果然就在“圣诞”会见后不到10天，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终于发生了。

“一定要组织反击，一定要把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径公诸于众。”他迅速拿起电话机，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严重抗议，接着又以书面形式，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分别提出抗议，严正声明：如不制止对新四军的包围、袭击，新四军只有突围四出，散于民间，战于敌后。

陪都一月是最寒冷的季节，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三楼的机要室里，终日繁忙着。“嘟———嘟！”“嘟———嘟！”来自皖南一字字血泪的电文，来自延安党中央一份份向国民党抗议的电文，周恩来为应付困难局面的种种作法，通过电波，飞越秦岭，飞越巫山，传到延安，传到皖南。

1月13日傍晚，机要室里收到了皖南发来的最后一份电报：“我军弹尽粮绝，伤亡惨重，已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突然，电台联络信号中断，虽经再三呼唤均无回音。

正在参加《新华日报》社创刊3周年庆祝活动的周恩来看到这份电报后，立即用沉痛的语调宣布新四军局势的严重，全场的人不约而同地站立起来，脱帽向新四军死难烈士致哀。这时，大厅里的电灯突然熄灭，四周一片漆黑，过了一会儿才亮起来。周恩来意味深长地激励大家:“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凡是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都懂得怎样在光明和黑暗中奋斗，不但遇着光明不骄傲，主要是遇见黑暗不灰心丧气，只要大家坚定信念，不畏艰难，向前奋斗，胜利是要到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