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皖南事变前后：留在重庆坚持斗争【4】

五

近日来，一直心情不快的国民党C．C（中统）派大将、中央组织部代副部长张冲常常是双手交于背后，在办公室踱来踱去，许久不发一言。他为国民党制造了皖南事变而深感痛心，他是在为国共合作的前途担忧啊！残酷的现实，使他回想起与共产党打交道的岁月：

1932年，时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的张冲，为了打击陷害共产党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在上海《申报》、《时事新报》等报刊上，炮制了臭名昭著的《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伍豪，周恩来的代名），旨在制造混乱，瓦解中共组织。当时，周恩来早在两个月前已到达江西中央苏区。经中共在上海党组织的巧妙反击，这一谣言不攻自破，这使张冲第一次尝到了共产党的厉害。所以，在与共产党的多次交锋中，他逐渐地发现共产党是一个有主见、有斗志、为国为民的组织，遂产生了好感。当他从电台收听到中共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时，大为称赞。抗战前夕，他奉命与中共联络，洽谈国共合作事宜。他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在西安、西湖、庐山、南京举行了多次会谈，终于架起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桥梁。作为谈判对手，他与周恩来接触频繁，也常常发生争执，但他们均能以“敌人所欲为者我不为，敌人所不欲者我为之”的准则互相勉励，互相提醒，进而增进了彼此的信任。“眼看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好局面，却又发生了……嗨！”张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就在国民党发布“一·一七”通告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重建新四军，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主要内容为：取消“一·一七”通令，惩办皖南事变祸首，恢复叶挺自由等等。紧接着，周恩来又致函国民参政会秘书处，严正声明：在中共提出的十二条办法未得裁夺以前，中共的七名参政员碍难出席即将召开的二届一次国民参政会。这使蒋介石非常着急，因为，美国总统的代表居里要观光国民参政会，而中国的两大政党之一的共产党不参加，这本身说明了问题。蒋介石急于想把共产党人拉进国民参政会里来，以减轻国内外对他的非难，摆脱困境。张冲自然是蒋介石的挡箭牌。

2月下旬的一天，张冲匆忙地来到曾家岩50号，找周恩来谈判。

由于彼此熟悉，见面后免去了寒暄，直截进入了正题。张冲道：“翔宇兄（周恩来，字翔宇），你那封致参政会秘书处的公函太厉害了，可否暂行收回两天，以便我从中奔走，请委员长约你谈谈。”

面对既是朋友，又是对手的张冲，周恩来当即拒绝：“淮南兄（张冲，字淮南），近日来，政治压迫之严重，想必你是有感触的吧！我们实在难以忍受。”

“翔宇兄，委员长的脾气你也清楚的，他是吃软不吃硬的，你们这样坚持，结果必致翻脸。”“蒋介石已经半翻脸了”，周恩来气愤地说道，“现在他所能做的，不过是讨伐令，全国清党，逮捕办事处人员，封闭《新华日报》等等，我们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

“翔宇兄，我再一次劝你撤回公函，以便我好有个交待。”

周恩来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七参政员公函不能撤回！”

张冲苦苦哀求道：“为了国家计，我可以给你跪下。”说着说着，就要向周恩来下跪。

周恩来赶忙扶着他，极富感情地说：“淮南兄，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新四军在皖南被消灭后，国民党政治压迫、军事进攻双管齐下，我们的确没有让步的可能。”

张冲意味深长地说。“一朝中总会有秦桧、岳飞，我们是忠，他们是奸（指何应钦）；我们要顾大局，他们是不顾大局的。我提个折衷的方案，你向延安报告，即：释放叶挺和其它干部，归还一军的番号，以补新四军的缺；董必武、邓颖超出席参政会；军事进攻停止，政治压迫要总解决，请委员长负责纠正，再不许发生新事件”。

周恩来不为所动，回答张冲说：“贵方所提具体条件可以报告中共中央，但没有必要收回公函”。

第二天，周恩来一见张冲就明确表示：“我党中央答复，非十二条有满意解决并办理完毕确有保证之后，决定不出席参政会”。

张冲很失望地说：“这就等于国共破裂。”

周恩来大度地说：“如果国共破裂，责在国民党。我党为挽救破裂，故提出十二条。你们不理睬，我们只好采取这一行动。现在我党中央要我回延安讨论。”

张冲认为仍有一线希望，急切地说：“可否你回去讨论，参政员公函也要撤回，董（必武）、邓（颖超）两位出席参政会？不然的话，他们（指国民党）是不会让你回去的。”

“我本准备在此待捕的”。周恩来说，“这真是历史上的滑稽剧，国民党请客吧，被请者为‘奸党’，还要客来捧场，岂不是侮辱我们吗？因此，中共参政员决不出席参政会。”

谈判陷入僵局。

3月1日，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在重庆开幕。蒋介石在会上受到各方非难，极其狼狈。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这次参政会的举动，受到社会各方的同情，使国民党在政治上完全陷入被动。